【中国工业报9月22日】“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维系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食物的需求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与此同时,耕地、水资源等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加剧,如何为14亿人口提供更加多元、优质、可持续的食物,成为一个超越传统路径、亟待破解的重大战略课题。
以大食物观引领国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食物观的提出,植根于中国食品产业发展的历史实践。过去,我国长期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将保障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作为重中之重。这一战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随着生产力跃升和人民需求升级,其已无法满足多样化、健康化的食物需求。
在此背景下,大食物观实现了认识的飞跃,其思想的革命性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食品生产空间的极大拓展,打破“食物等于耕地产品”的思维定式,明确要“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将视野从有限耕地延展至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全部国土资源。其次,是食物来源的极度多元,核心是“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这标志着食物来源从传统农耕产品全面扩展至农林牧渔各领域乃至生物合成,构建起多元共生的现代食物体系。再次,是一场发展范式的深刻跃迁,要求摆脱拼资源的旧模式,坚定转向依靠科技创新,以新质生产力实现食物供给的内涵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它内在地要求摆脱拼资源、拼消耗的旧有范式,坚定不移地转向依靠科技创新,特别是以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实现食物供给的内涵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以新质生产力筑牢大食物观的物质根基。如果说大食物观描绘了未来食物供给的宏伟蓝图,那么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将蓝图变为现实的物质根基。没有食品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就没有食品新质生产力的自立自强,更没有大食物观的成功实践。
具体来说,要向“生物车间”要热量,以合成生物学、细胞农业等颠覆性技术从根本上改变食物的生产方式。例如,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全合成,其合成速率是玉米自然光合作用的8.5倍。要向“智慧农业”要效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全面赋能传统农业,实现精耕细作的现代化升级。要向“未来食品”要健康,食品3D打印等精深加工技术,能够根据不同人群(如老人、婴幼儿、特定病患)的营养需求,将各类生物资源进行精准重组和结构化设计,打印出口感、外形和营养成分完全定制化的食品。这些不仅能高效利用各类食物资源,更能将“因人施食”的健康理念落到实处,是大食物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动体现。
以制度优势支撑大食物观行稳致远。科技革命驱动的变革必然伴随着新的矛盾与挑战,合成生物、细胞农业等新技术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潜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伦理边界、对传统农牧业就业冲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如何驾驭这场波澜壮阔的食品科技革命,使其行稳致远、真正造福于民,考验着我们的治理智慧。
具体来说:一是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大食物观需要长远的战略规划,持续的资源投入,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作战。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进行有效的顶层设计,统筹各方力量,确保这一重大战略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推进。二是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这一体制的“新”,在于它既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有效结合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三是要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科技是柄双刃剑。要确保食品科技创新始终在规范的轨道上服务于人民利益,就必须同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要锚定大食物观战略,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科学权威的风险评估和伦理审查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这场深刻的食品革命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恩格斯曾论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践行大食物观,正是通过科技与制度双轮驱动,在食物问题上不断突破“必然”的束缚,追求更高层次的“自由”,这深刻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追求。让我们勇担使命,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奋斗。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食品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食品安全责任共同体建构的伦理策略研究”〔编号:24YJAZH003〕);江南大学2024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工科拔尖创新人才“科-教-产-创”协同育人路径研究”(编号:20241212)。
本文来源:中国工业报
原文链接:https://dzb.cinn.cn/zggyb/html/2025-09/22/content_17_1196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