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7月27日】“当今世界对遗产的权威性话语来自西方，国际遗产标准体现的是西方启蒙运动依赖的历史观和文化思维，反映的是西方社会精英阶层的价值旨趣，重视遗产的功能取向是其重要特点。中国大运河不仅包括多样的功能价值，而且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其遗产话语应是丰富多样的。”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无锡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大运河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研究中心主任连冬花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无锡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大运河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研究中心主任连冬花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跨度最大、里程最长、使用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堪称“活着的文化遗产走廊”。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利用，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内容。

多年来，连冬花立足自身工作，积极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她告诉记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运河遗产话语体系，首先应从国家层面入手。

2005年12月22日公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国大运河是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功能性的实体存在，而且是精神性的文化存在，是一条文化富集的璀璨文化带。“依据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各种规划和方案，国家层面的大运河遗产话语体系，应该从国家宏大叙事中提取素材进行建构。”连冬花表示，目前我国学界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从中国大运河蕴含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建构了大运河遗产话语体系，全方位多角度树立了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运河沿线城市根据大运河遗产点的历史资料及其相关价值，展开了本地区的大运河话语建构，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挖掘整理，对各种关系进行了梳理大运河的历史画卷在沿线城市鲜活的呈现出来。

连冬花介绍，由于沿线城市是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带来了遗产话语的争夺战，另一方面，造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建设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大运河文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对此，她建议，运河城市的遗产话语建构，也应该以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与运河情感关系为主线，在价值意义的流变中，寻找具有当地特色的运河遗产话语体系。

“西方权威遗产话语的显著特点是规定了只有‘专家’才可以诠释遗产的价值，只有‘专家’才是遗产话语的建构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才是遗产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人民群众有权利也有义务对遗产的价值进行阐释和建构。”对此，她提出，构建大运河遗产话语体系也用从个体层面上下功夫，对于大运河遗产的某些遗产点来说，需要被体验才能显示其内在的文化价值，遗产的体验者应该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非个别的“专家”。此外，她还表示，大运河遗产也是有关回忆的行为或展演，通过在具体地区的情感交流和共同回忆行为，人们可以建构协商出属于个体层面的遗产话语体系，真正推进社会大众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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