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铁的锻工到大学教授，徐立青的人生轨迹因高考而改变。从自己高考到儿子高考，再加上长期任教于高校，他始终关注并思考高考。
徐立青现任江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１９７７年，他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那一年他２１岁，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无锡轴承厂当锻工。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使他从小喜欢学习。
每到寒暑假，他就到上高中的同学那里借课本自学。那时候，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干打铁了。
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徐立青动心了。于是，他跑书店，好不容易凑齐了所有课本。他一边上班一边复习，除了工厂给了两天时间参加考试，一天假都没请过。他通常晚上９点睡，早上４点醒，起床之后就拉根电线亮个灯读书。那年９月和１１月，他和两个姐姐一起参加了高考的初试和复试。考试期间惟一与平时不同的，就是早饭多了一个鸡蛋。
那时候高考的成绩是不直接通知考生的，录取书来了就表示上榜。
他和姐姐们考完后感觉都不错，可等了三四个月，录取通知书一张都没来。他和二姐到南京去查分，人家说：
你们回家再等等，肯定有好消息，因为中央有精神，以后上大学不再看考生家庭成分了。果然，到了４月６日和７日，徐家两天里来了三张录取通知书———他和两个姐姐都考上了！
那一年，全国高校只招了２０万人，录取率很低，徐立青考上的也是一所普通学校。但１９７７年的高考对他，对同年的全体考生，甚至对整个中国，都是一个转折点。大学毕业后，他接着考研究生，后来又读博士，去年晋升为教授。
三年前，徐立青的儿子参加高考。老徐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例如考试期间不要盯着问分数，还有就是把饭菜准备得可口些。除此以外，他觉得不必太小心翼翼。考试那天，儿子不希望他送，他也觉得没必要。第二天考完后，儿子把准考证忘在考场的课桌里，他这才赶到考点。后来，儿子如愿考上了大学，不是一流名校，但也不错，关键是，他认为这所大学与儿子的实力相称。
作为大学教授，徐立青对高考的观察多了几分理性。他发现，高考的生态环境跟过去不一样了。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是在“文革”停考十年之后举行的，情况固然特殊，不过，即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神经也不像现在这样紧绷。大学能考上当然高兴，考不上也有别的出路。由于是考前填志愿，那时一般的大学也有可能招到好学生，普通中学也可能冲出“黑马”。
而现在，高考对考生和高校的区分，就像油和水那样分明。一方面，学生从上高中甚至从初中、小学开始，就已经被分了层次，学习环境和能力差距很大。另一方面，出了高考成绩、划了录取线后再填志愿，使高校录取越来越没有意外，好学生肯定进好大学，差学生肯定进差的大学，高考把人才一网打尽。考上哪所大学，与以后的就业、考研乃至整个前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高校也很无奈，扩招没有把好学生扩进来，相反部分生源质量逐年下降，校与校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如此一来，兵临高考，让考生不拼命、家长不着急，可能吗？
高考，从一扇门变成了一道坎，这让徐立青和很多人觉得困惑。（薛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