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时候，在密不透风的娘家堂屋里，父亲威严地抽着烟斗宣布，已经把她许配给了十里地外的某个大户人家。不久后，她被一顶花轿抬进了夫家的大门。夫婿排行老三，据多方打听，性格是相当得忠纯厚道。婚前两人当然是素未谋面的，那个年代的所有女子，几乎都是这样被安排的。
25岁的时候，她仍然没有生育一男半女，于是按照老传统，领养了丈夫大哥的孩子当作“压子女”，意思是压一压，弟弟妹妹就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冒出来。果然不负众望，她很快怀了孕，肚子挺得老高，连路都走不动。孩子落地后，公公婆婆更敬重和喜爱她了，她是五房媳妇中最勤劳灵巧的，且又知书达礼，犹如《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幸福的日子没有保持多久，随着日本兵豺狼般涌进了村庄，她的生活一夕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故。纷乱的脚步好像踩在心尖上，让人提心吊胆。在这期间，有一位遭遇通缉的共产党女干部躲进了她的家，她和她情同姐妹，临别时依依不舍，赠给女干部自己亲手做成的布鞋。解放后，女干部身居要职，许多人劝她去索求回报，她一笑置之：“新四军在打仗时期，不知道得到多少老百姓的救助，如果每个人都去找，人家怎么应付得过来？”
50岁的时候，她的六个子女个个都已长大成人，去生产队出工的路上排起了一个班。小孙女也呱呱落地开始茁壮成长，她便停止了田间劳作，负责一大家子的饮食起居。那时，她最满足的莫过于看着孙女蹒跚学步牙牙学语，以及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们收工回来，欢天喜地地捧着饭碗或面碗狼吞虎咽的情景。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就是在这时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由于早年的大家族背景他们被定性为“富农成分”，戴上又高又尖的帽子，频频被拉到大街小巷去挨批斗和游行。接受专门的“学习”和“再教育”更成了家常便饭。即使如此，也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她呼天抢地或捶胸顿足的样子。她走路走得轻盈，说话说得巧妙，春风细雨般抚慰着全家人的心田。
85岁高龄的时候，最令她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了：她结婚六年后才盼来的头生子，那个最忠厚最孝顺的孩子居然罹患癌症！她肝胆俱裂，日日夜夜祈祷老天爷，情愿用自己老态龙钟的身躯代替儿子奔赴黄泉之路。在他缠绵病榻日渐衰弱的日子里，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坐到他的床前，哀哀地看着守着，一坐一整天，日日如此。她看着他痛不欲生，看着他熬干最后一丝精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泪如泉涌却束手无策。在他的葬礼上，很多人都叹息着说她肯定活不长了，儿子把她的大半条命也带走了，就像凛冽的寒风带走了绿色的生机。可是，她挺过来了！
90岁的时候，她满头银发闪闪发亮，脸上漂浮着两朵红云，显得容光焕发。她是开朗可爱的老人，早已看开了生死，反而超脱起来，整天笑呵呵地和别人逗着乐。她生活完全能够自理，说话做事处处替他人着想。她待媳妇们如亲生女儿，媳妇们也尊她敬她，相互关心的同时也相互欣赏。当年儿子去世的阴影逐渐远离了她的心灵，或者说她在心底潜心念佛刻意而智慧地又一次避开了生命的旋涡，因而变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老顽童。然而谁也不会怀疑：当她弥留之际，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吩咐：“让我和我的孩子葬在一起。”那时候，她一心向往的，是和她早逝的儿子相依相伴永不分离。
她生于1918年，终生没有进过学堂，经历岁月的洗礼，瘦小的身躯俨然是一座历史和家族的丰碑。昨天我特意回去看她，她显得兴奋而满足，仿佛一个老小孩。她就是我的奶奶。(荆兴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