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面片

我在榆林地区佳县的通镇，第一次吃到了“揪面片”这种面食。这是一道北方面食，把和好的面擀开，不要太薄，用手揪成如指甲般大小的面片，连续抛出去，面片如雪花般落入热气腾腾的锅中。汤可以是肉汤，也可以加入青菜，丰俭由人，吃起来连汤带面，非常可口。

1970年3月，我从陕西省独立师农场劳动锻炼结束，被分配到榆林地区，到地区革命委员会报到的时候，被留下来，在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工作。这一年的秋天，奉榆林地区革委会通讯组的安排，我去佳县进行一次采访。

我到佳县革委会，找到了佳县通讯组的陈四长，一起下乡到佳县以北的通镇公社的打火店大队，对大队党支部徐书记进行采访。

为写这个稿子，我们在打火店住了两三天，临走这一天，派饭派到一个社员家里。派饭的人家是全队轮流的。一走进这一家的窑门，就知道这是一户贫困户，一看家里的摆设，孩子的穿戴就知道个底细。这一家的婆姨不在，有事回娘家了。男主人给我们两个干部另外做的洋芋糊汤，就是把土豆擦成粗丝，丢在开水锅里，再把面糊糊拌进去，煮开就成了拌汤一样的稀粥，撒把盐，丢进两片青菜就是了。

我们两个坐在炕上，炕桌上有一碟酸菜，就着洋芋糊汤就是我们的饭。当我们拿起筷子，几个孩子便都围上来，眼馋地看着我们。我明白了，我们吃的是待客人的好饭，是几个孩子根本吃不上的，他们肯定吃不上白面，连白面渣子都尝不上，所以孩子才露出那一副馋相。

我们两个吃不下去了。陈四长下炕，前去揭开这户人家锅灶上的笼屉，上面是糠团子。显然，这是他们一家人吃的。陈四长指着我给那户人家说：“我们老徐最喜欢吃这个。”拿起锅铲就铲了一个糠团子，放到碗里，给我端上来。我们把洋芋糊汤分给几个孩子，孩子们不客气，呼啦呼啦地就吃上了。主人很尴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1960年的时候我吃过麦麸子团子，实在咽不下去，麸皮子一根根地扎在喉咙眼里，怎么也咽下不去。那时候我知道了，制作麦麸子团子是不能发酵的，一发酵，就成了一朴塌，上不了笼屉了。陕北的糠团子是用高粱米加工后剩下的皮，碾碎了，合着玉米碴子，摊在笼屉上。同样的，不能发酵。

陈四长看着我吃不下去的样子，就把我的一份，扣在他的碗里，三下五除二就吃干净了。我不得不佩服陈四长，他有贫下中农的品质，吃得下苦。而我自愧不如。

离开这一家，在路上，陈四长告诉我，佳县正遭受着几十年不遇的大灾，颗粒无收。他说他跟着县革委会主任张世举下乡刚刚回来，在下边一个星期，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饭食。张世举馋死了，到了一个县革委会工作人员的家里，自己动手做了一顿饭，才算是见了白面，解了馋。“我们今天吃的，肯定是这家社员向别人家借了一二两白面，才做成了这样的洋芋糊汤。”

陈四长说：“你今天肯定没有吃上，走，我们去通镇饭馆，补救一下。”到了通镇，到了镇上唯一的一家饭馆，陈四长认识老板，就打招呼给弄上些揪面片。陈四长等不及，干脆自己动手，和面，烧水，揪面片，下几片青菜叶子。很快的，一碗热腾腾的揪面片就端上来。我吃得那个香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食。我记下了做法，到现在还自己做，吃的时候，都会想起佳县通镇的这一顿揪面片。

三十里铺一顿饭

有一首陕北民歌，叫《三十里铺》，歌词是：“提起个家来也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1971年初，我下乡到过这里，吃了一顿饭，对这顿饭的印象太深了，一辈子难忘。

有一位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干部来榆林下乡，要去绥德县三十里铺，是为了调查西北局一个干部的情况。榆林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派我陪着他。我们到绥德县城以东的满堂川公社办了准许外调的手续，到了离县城30华里的满堂川乡三十里铺。找到相关人士，问清楚了，请人家写好了证明材料，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外调任务。

我大学在读的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经组织师生到陕北收集过民歌，那个油印的歌集我看过，其中就有《三十里铺》。到榆林工作以后，我央求陕北人给我唱过这首歌，歌词感情纯真，用词朴实，歌曲凄婉动人，我很喜欢。现在既然到了三十里铺，我就问起队长：“这首歌是你们这里先唱起来的吗？真人真事是甚样子的？”队长的话匣子打开了，说：“这是我们这里的真人真事，歌里写的四妹妹就是王凤英，三哥哥就是郝增喜。还有作者常永昌，三个人都还在世。不过歌曲里的四妹妹和三哥哥的婚事最后并没有成。王凤英出嫁到绥德县城西的郝家洼，到这儿有点远。常永昌、郝增喜人都在我们大队，你们想见的话，我给你们领路。路不远。”我有些心动，想着来一回不容易，采风的机会难得。但是西北局那位说：“陕北民歌都是情歌，放在现在这个背景下，气氛不合适。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赶紧吃了饭走吧。”他说得有道理，搜求缠绵的爱情故事，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的确提不上串子，我也就作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一件遗憾的事，确实是失之交臂。

队长给我们派饭到一户贫下中农家里，进窑洞一看，面已经擀好了，切成一条一条的，铺了一大面案子，等我们一进门，就把面下到锅里。队长介绍说：“这户人家就老汉家独独一个人，今天为了待承好你们，专门请了一个麻利些的婆姨给你们擀的面。”老汉介绍说：“我们这里擀面，白面里放些杂面，劲道，味道好些。”说话间，面已经捞出来了，细细的，匀匀的，长长的，加上臊子，汤浓烈而面舒展，汤提面性，面随汤顺，实实地惹人指动。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大碗，吃了仍然不解馋，又来一大碗，直吃得酣畅淋漓，十分尽意，又加上一碗面汤，原汤化原食，方才止歇。我们吃了个肚儿圆，按陕西话说：“吃饱了，喝胀了，咱跟皇上一样了。”我们吃的时候，主人老汉圪蹴在脚地，吧咂着旱烟，眼眯起瞅着我们，看到我们吃得香，便笑眯眯的，显出非常满足的样子。我们两个按照每人每天九两粮票（干部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27斤），六角钱的标准，每人放下四两粮票，三毛钱。我们谢过了老汉，谢过了那位婆姨，就此告辞。

队长送我们出村，他说：“二位今天吃的可满意？”我们说：“实在太满意了。”队长问我们：“你们两个今天总吃了有一斤面吧？”我们说恐怕每人吃了一斤了。队长又问：“你们知道老汉家今年分了多少麦子？”我们猜来猜去，队长都说不对，最后揭开谜底说：“十斤。”啊！我们两个都愣住了。按照八零的出粉率，十斤麦子只能磨出八斤面粉，他家一共才八斤面粉！

为什么不多种些麦子？陕北土地贫瘠，一亩地只打十斤麦子。收割的时候甚至不用镰刀，用手拔，土质疏松，一拔就下来了。这位老汉家分得十斤麦子，就是一亩地的产量，大队几十户人家，一家分得一亩地的麦子，留着过年吃。为什么不多种些麦子，麦子产量低，必须多种些高粱这样高产的粮食，和洋芋这些掺和着，才能解决吃饱的问题。

听了队长的话，我们一下子羞愧难言，便急着要回去，给老汉补上些粮票。队长拦住我们，说不用了。他说：“你们回去，老汉就生气了。”为什么呢？“老汉的儿子在外地工作，他操心着儿子，总觉着儿子吃不上喝不上的，所以就把对儿子的关爱托付在你们这种干部身上。你们在外风餐露宿的，老汉心疼你们，要拿出最好的待承你们。你们吃得那么香，老汉就觉得自己的儿子在外边也会受到这么好的待承，心里就觉得滋润。”啊，原来是这样！我们心中不安，但是队长说得有理，我们只有领情。

我记下了这顿饭，时时回味着这顿饭。我知道了陕北老乡的淳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