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丹从《诗人十四个》《陶渊明也烦恼》《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到《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上海三联出版社，2024年11月）（以下简称《九诗心》）是进步，是超越。那种新颖，那种震撼，都来自《九诗心》将九位诗人置于时代的洪流中，揭示历史的巨浪冲击给他们的人生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通过他们在改朝换代、战争、被贬谪，或隐居避世等暗夜时刻的境遇，通过书写黑暗，打通人类共情，作者用强烈的感情直面灾难给诗人所带来的创伤，来揭示他们在特殊时期如何用诗歌陪伴自己，用来抵御难熬的日子。向读者告知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意义，他们怎样运用自己手中之笔去干预社会，启发苦难中的人们，得到光明，也使自己得到某种解脱，从而成就了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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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位诗人是战国时期的屈原，汉代的李陵，魏晋时期的曹丕、陶渊明，唐代的杜甫，宋代的欧阳修、李清照，南宋的文天祥，清代的吴梅村。本书通过九位诗人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们与时代的交接与碰撞，凸显文学的伟大力量，他们是怎样地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又一座高峰的。本书关注的是，历史上的伟大诗人面对困境与挑战时是如何做出选择的，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如何影响或支配了他们的历史行动。他们的历史选择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诗心”是什么？本书《序》说：“‘诗心’一词来源于《文心雕龙》的‘文心’。”那么，“文心”是什么呢？刘勰《文心雕龙》解释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为文”就是写文章。“用心”是什么呢？即心之所用，心之所指。那么，“文心”就可以理解为：写文章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为了什么而写作。本书借用顾随的话解释了“诗心”：“顾随先生曾想作《诗心篇》。他认为“诗心”是作诗的第一念。诗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诗、不懂诗，但不能没有无伪、专一的诗心。”这样一来，本书写作的主旨就很明确了，那就是揭示九位诗人诗歌创作的发端，投入了怎样的生命与精神。

什么是“暗夜时刻的文学启明”？

“文学的启明”，从本书所描述，就是当人们被惨败的国运，被分裂的国土逼迫着，裹挟着，逃难，妻离子散；或者因为朝代更替失去身份而受羞辱；或者被贬谪而发配蛮荒之地，等等，这些都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以及其他的种种不顺的时刻。这时的诗人，对时代最为敏感的一批人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痛苦，无助，孤独，深渊中无法攀援，无法自存，哪个至纯的灵魂不都是带着绝望寻找着希望？希望遂被激发出最彻底的反抗，最奋争的呐喊，最是心灵深处的感受，遂用诗歌表达出来。本书就是这样地把九位诗人置于暗黑时代，以此来表现他们的情仇爱恨，以此来揭示他们的内心的挣扎，以此来倾听他们的呼喊。因之，最能震撼人心，求得共鸣。使不幸遭际中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出口，那就是诗歌。也使人们从九位诗人的命运里认出了他们不可言喻的处境，理解了暗夜时分的残酷和荒谬，诗歌也许能够为他拔出那深深扎进肉里如刺一般的自责和痛苦，使他灵魂深处的伤口能够愈合。这种表达就是“启明”，犹如暗夜中苦苦煎熬的人看到了东方的启明星。司马迁所说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就是这个意思。

九位诗人虽各有独特的人生，文学的启明对于他们却具有相同的意义。

“屈原”一章揭示一个奇妙的世界，那里的时间观念被改写，屈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成功地从一个时间维度，到达另外一个时间维度，他的生命由此展开。美极了，竟然可以这样欣赏《离骚》，屈原的生命力竟然是这样的光辉灿烂！屈原感到生命的短促，从而有了新的时间轴线，以为时间是二维的，既是线性的又是环形的。屈原就被移入一个新的时间体系，以表现其浪漫主义精神。同时，这使人联想而去，难道没有本书作者急促的人生步伐：“那些死亡的催促时时显现，反复警告我，学者未必有时间去完成他的写作计划”？

李陵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国家斗争之间，在故国和亲情都要被抛弃之时，在个人处境和国家立场严重冲突之间，李陵的诗歌透显不平和对故国的依恋以及无奈。李陵被置于汉朝与匈奴对抗的宏阔背景之下，加上与司马迁的纠结，同苏武不同经历的生命历程的冲突，始终很难说他的英雄气节有多么高，成为憋屈的英雄，但却是一个活生生的英雄。是否需要改写“英雄”的定义？

“曹丕”一章：曹丕身为皇帝，竟然依恋着昔日友朋。曹丕身处高位，但是没有从最高处得到什么心灵的安慰，反而是往日交结的朋友成为回味的主题，对这一主题的描述，既满足了普通读者对帝王生活的窥探，又显露了诗歌的心灵安慰作用。对于曹丕来说，文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肉体生命只是文学的附庸。…只要有著述传世，生命就没有遗憾。…而文学能够战胜其他一切，在通往永恒的路上占据最先锋的位置。这一观点最终变成了里程碑式的宣言，宣告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

“陶渊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很糟糕。”对生命本身的欢庆，死亡在陶渊明这里，变成了一种用来放大生命价值的工具。这种超脱，使得魏晋异代的一时黑暗，不再能带来完全的绝望。俯仰之间，时代与处境加在人身上的束缚就被解开了。因此，他能够坦然地用诗歌来写丧失。也因此可以了解陶渊明从寻常的诗句中得到的是平静，用诗歌畅叙对生命的赞歌，人们可以感受到其心灵的剧烈震动。

“杜甫”，处于战乱中依然保持着对家人的亲热。本书从杜甫写夫人、女儿、儿子的细节中挖掘出杜甫诗歌怎样开拓出诗歌的新的境界。说到杜甫，冯至的《杜甫传》，是一个诗人对另外一个诗人的致敬；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注重人民性的揭示，而《九诗心》则不再有阶级斗争的枷锁，则从人的基本的爱出发，“诗史”是靠最基本的人与人的爱，在暗夜时刻从仅存的家庭的温馨中开拓出来的。

杜甫意识到，揭示黑暗时代的文学拯救：“注视未来”与“乐享眼前”之间确有矛盾。当面临时代变革之时，需及时去区分哪些属于曾拥有的过去，哪些属于尚能把握的现在，哪些属于不可控的未来。这不但关系对自我处境及文学任务的清醒认知，也关系到通过及时的哀悼，将情感从死去的事物上抽出，重新投注于活泼泼的生命万象。人生本是一条通往落花时节的道路，哪怕处于一个下坠的时代，或面临个人的暮年，生命都可能因为意识到时间的凝缩而加倍地焕发光彩。

“欧阳修”一章：欧阳修为了为天下敢言立规，居然勇身试法。

本书指出：“宋玉的精神生命通过文学保存了下来”；欧阳修确实创造了一种具有道德感召力的言说方式；一群优异青年…诗札往来…构建文学与学术的广厦；贬谪产生三篇一等文学作品。“他意识到，写作曾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借写作来缔结情谊、交换智慧、实现对社会的介入，终究是想将世界建成一个与他们的内在信仰更为接近的地方。”更进一步指出文学的力量：“改变语言，就改变了世界。”

“李清照”一章，作者对李清照投入了最多的感情，好像是在寻找自我。李清照不再只是卿卿我我，不只是一个文物保管者，而是敢于挑战礼教，挣扎出来的顶天立地的自我。这一章反复论证着文学的拯救：“诗歌是语言的琥珀。”“他们（诗歌）展现的美，是个人生命与时代命运肉身相搏时的冲突和力量。”

“文天祥”一章，“谁能想到，这个孩子遇到的是最糟糕的时代”。后来的文天祥所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身份问题，因此除了“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外还有最后的“大光明”的谢幕。

文天祥作为宋的代表，元朝是把他作为这个刚刚灭亡了的朝代的最后的代表，所以坚持要把他接到大都去。书中写他的痛苦、无奈，对逝去的哀悼与留恋，对新生的疑惑与不解以及慢慢地接受，并且在内心所引起的对立，双重人格。“文天祥被扔进了一个他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新问题。在国家已经不存在了的情况下，在个人的伦理义务撤除了之后，自我牺牲还有意义吗？”既已看到了新的王朝的新生，民众的接受，已经平静，与自己所代表的王朝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调和，冲击着文天祥的内心，使他痛苦，思索，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他的弟弟投降了，到大都的监狱来看他，按理说他是不应该见的，怎么能够见叛国的人呢？但是文天祥见了，并且有诗给弟弟，这不是接受，接受现实吗？文天祥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所以勤王，皇帝没有了，王朝没有了，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进入敌国的地界，人民照样的生活，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原来不能接受的投降，现在能否容了。“在这两首诗里，他（文天祥）自己完全告别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概，却因此更为真实、更像一个凡人、更接近你和我。”作者感慨道：“不能体会其低落之深，也就不能了解其振起之力。”

“吴梅村”一章，最为缠绵，从接续孔尚任《桃花扇》入手，转入吴梅村与卞赛的故事，破除了大团圆的结局，窥见了易代历史中的一类现象…最柔弱变成了最不堪。“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吴梅村内心的纠结更是依赖诗文的披露。

本书就是这样的将九位诗人所处的时代洪流吞噬个人生活，毁灭个人德行的残酷一面抖搂出来。认为诗人的幸运在于，一切体验无不能转换成文学创作。在暗黑时刻，诗人却往往对生命和爱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在痛苦中扩大的心量拓开了笔下的天地，意义的生发得以继续。

为此，作者发出慨叹：“人类的心智需要这样的全景来安慰。”“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一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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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暗黑时刻？因为每个人都会遇见至暗时刻，比如古代诗人就会遇到改朝换代，战争，贬谪，不得不隐居，这时就会有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

为什么揭示苦难的力量？因为这九位诗人的遭遇具有普遍性，他们的遭际涵盖了中国士人所可能遇到的不幸，乃是因为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太多的改朝换代，这样频繁的战争。是士人，还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贬谪。他们承担着历史的重任，不幸遭遇会使他们处于被挤压，生命时时受到威胁；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他们又因为承担着民众传声筒的角色，也会因此受到处罚。这都是本书所关心的。

关于诗人所可能遇到的鼎革。有人统计中国三千多年历史出现了八十多个王朝，这样说来每个朝代平均不到40年，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一直没有超过40岁。即使说诗人的平均寿命会要长一些，那他们一生遇到两个朝代的机会仍然会很多。

关于诗人所可能遇到的战争。有的人统计，中国古代历史上，春秋战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共计发生战争3700多次。按照这个统计，差不多每年就有一场战争。有的人把史书上记载的有名有姓的战争统计为1486次。按照这个统计，差不多每两年就有一场战争。如果以平均40岁的寿命计，那么每一个诗人都可能遭际熊熊战火。

关于诗人所可能遇到的贬谪。贬谪往往是从宦者一生的“伴手礼”。“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流放如影随形，本书的欧阳修及其伙伴们都是实例。究其因，“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其一，一二十年差不多就要换替的皇帝总会用自己原来所熟知所喜欢的人，这就注定了官僚队伍的随机改变；宰相与主持朝政者的喜好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去留；不断的朝政的革新需要不时的站队；个人的原因等等。即使没有贬谪过的曹操，其《让县自明本志令》表白的退让应该是出于真心，曾国藩在家书中所透露愿意回乡安全降落不会是虚词。这些也从侧面说明官场的险恶。

关于诗人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总是难以逃脱。据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统计：从公元前18世纪到清末，中国的各类灾荒数共计5187次，战争也会引起灾荒，二者叠加，更会加剧背井离乡的苦难，正常的生活被打乱，死亡增加，“流民”起义的危机随时而生。

不是改朝换代，就是战争，或伴随灾荒而来的生灵涂炭，要么被废黜荒境悠远，或者远遁隐居于山林之间，于是，本书所选取的诗人就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本书承认忧患的坏处，“欧阳修”一章，欧阳修的主动挑战，以不怕贬谪来警示天下人勇敢前行。这时指出：“中国文化常常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忧患不是没有坏处的，它会带来对人本身生命冲动的压抑，在变得坚忍成熟的同时，失去天真的力量。”

但是，本书并不是消极地对待人生的暗黑时刻，而是正面的揭示苦难对文学的意义，以及文学所具有的力量，明示苦难所带来的崇高的美。“在中国文学中，常是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笔力千钧’的作品就会产生。读者也会通过读这篇作品，感到思想、情感和审美都整合在一个美妙的高度，堪称感知到人之尊严的高度。”

比如指出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书写的死亡和乱离带有惊人的文学之美：“在从优美走向崇高的路上，乱离成为动力。北宋末年士人过度追求雅致，却不再有虎虎生气，反衬得《金石录后序》连滚带爬、粗野有力，使后代读者拍案惊奇：如此文章竟出于妇女之手。这其实是女性文学在乱离中屡屡重现的经历：每当变乱年代，被颠出闺门的才女们一方面失去了社会伦理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社会文化的约束，往往会迎来创作力爆发的时刻，写出最沉痛、深刻、有力的时代之音。汉末的蔡文姬、宋末的李清照、明末的王端淑、近代的萧红无不如此。李清照还高于她们。她所呈现的崇高，不仅是在乱世拼命活下来的生命力，还包括超越悲哀，揭露人根本处境的勇气。”

“吴梅村”一章指出：随着社稷的沦亡、道德理想的破灭，士人反倒可以将人生意义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中解放出来。

还指出：暗黑时代中也有光明俊伟的灵魂，但更多人无法活得坦荡。在愧悔的尽头，生命还能否前行，意义还能否重新生发？因之，苦难被赋予积极的意义。

本书将“苦难”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有的文学批评家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因为文学中的人物都不是因为自己内心的裂变而产生的悲剧，而只是因为外部的不适合被动地接受。本书文天祥、吴梅村最适合这样的批评家所认为的“悲剧”。本书把文天祥、吴梅村最后的思考写得十分“隐微”，但也是成功的地方，这些是以前人们不曾注意并分析过的，未曾揭示过的。尤其是文天祥，都只是说他是“英雄”，而本书写出了他内心的变化，这个变化用吴梅村的话来说：二十年过去了，昭代之际出生的孩子都已经长成大人了，我原来的国在哪里？文天祥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于是他用信仰，用道家的说法来弥合。这是他的微妙之处，也是本书揭示的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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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是鹤立鸡群的人物，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那么本书是怎样描述他的特殊的？

本书所提及处于暗黑人生的多是为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但是也有例外，欧阳修就是。作者下功夫通读欧阳修文集2772页，淘到了他是如何地承担起士人社会责任的故事，他因此而修改了贬谪文学的传统。“欧阳修”一章一开篇就写他与尹洙自请远贬，如何开创自求贬黜的先例。欧阳修写下了《与高司谏书》，“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这不是明明自己要求把自己贬谪吗？

本书揭示宋仁宗朝的圣明，是与谏官制度的严格执行相关，而这一制度发挥作用又与欧阳修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通过对欧阳修勇身试法，敢于谏言的描述，把仁宗朝的政治环境其所以好的根源找到了。这一章把谏官的追求、心态写得很生动，是非常具有新鲜感的。

欧阳修是被本书作者认为“生命的光辉即不言自明”的那种人。欧阳修是政治家，本书中的欧阳修潇洒，自由奔放。其背后其实有宋仁宗的默许，如果不是皇帝让渡出一部分权利，或者说他不认为大臣们彼此监督或告发会影响到皇权，那么，欧阳修的目的就不会达到，或许生命就已经终结。

宋仁宗的谥号是：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宋史·仁宗本纪》称他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表现于外表。由此看来，他最突出的就是“仁”。孔子解释“仁”就是“爱人”，关爱别人。身为皇帝，天下的主人，一切都得听命于他，他为什么要爱别人呢？他登基的第一件外交事务就是派遣使臣向契丹发丧，再下来派遣使臣向契丹报告自己即位。依此可见，他意识到外在的强敌的咄咄之势，意识到夹缝中的皇帝不好当，因此痛切地感觉到国内需要有人帮助，所以才有虚心的需要。找谁呢？本纪记载他下诏近臣推举谏官、御史，表现出对谏言的寻求和重视。其实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欧阳修的力争，才逼使皇帝让出一部分权力，分享给谏官的。哪里有专制的皇帝肯于让权于臣下的道理？关于欧阳修冒犯谏言的事情，本书作了生动真实的描写。

作者赞颂欧阳修一群青年：“在科举制度下脱颖而出的优异青年共同分担谏争的后果，在贬谪穷荒的日子里诗札来往，不唯以道义相鼓励，更聚合他们的智识，构建文学与学术的广厦；增重他们的情谊，让政治上的失败不必再叠加孤独和耻辱。”指出欧阳修成为文风领袖之所由：“欧阳修把他的贬谪诗写得充满了死不改悔的意味。但其表现方式不是怨怒，而是好奇、快乐。他不要满怀冤屈地咬牙内耗，而是要将人人恐惧的惩罚性处境转化为丰盛，甚至能引起艳羡的生命资源。这不是在写作中作伪饰，而是以写作的自觉引领生活的自觉，切断自哀与书写自哀的循环，去发现新的生活，开辟新的文学世界。”

中国历朝历代能够超过70年生存期的不过十五六个，说明封建王朝生存的艰难。大部分朝代，到了七八十年代，就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或转向衰落，或有中兴，但大部分毁亡掉了。王朝能够有新气象的，延续到七八十年时，皇帝和精英互相摸底，互相信守着底线。底线就是皇帝不杀精英，允许他们讲话，讲的讽刺一些也不要紧，即本书所提示“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刚硬正直的品质也遂为天下推重、仰慕”。对于臣子而言，一方面是明晓向君主谏诤是责任，“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为谏言而死，“古人日日有也”“士有死不失义，则趣而就之”。汉朝的朱云，唐代的魏征，都是他们的榜样。当然，士人的敢言是从不一定正确开始的。欧阳修不怕丢官，到真的丢了官还怡然自得，带动一批人，抱成团，以此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推动士人认识自己的责任。独立人格的养成是要付出代价的。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臣子信守的是，批评而不推翻本朝，绝对不动脑筋除掉皇帝。仁宗所以放心的放任大臣谏诤，大臣因之也放心的批评政治。于是，清明之世到来。当然，如果君主过于敏感，个性多疑，君臣之间相互猜疑，这个平衡就被打破，那么精英的死路就来到了，清明之世也就结束了。主动权是牢牢地掌握在君主手里的，这一点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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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否提出了重大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关于知识产权意识的觉悟，“曹丕”一章提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完全不在乎，甚至不知道要署名。相对于以著述立身的普遍态度，以诗文来留名，是建安之前没人想过的时事。从建安时代开始，诗人就逐渐意识到文学是有独立价值的，所以他们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并计较文辞的创作权问题。曹植就在《与杨德祖书》中宣称自己曾为丁廙润色文章，而将文章获得的美名让给丁廙来享受，即文学作品的署名权已日渐重要的例证。

第二个，认为我国对海洋开发的迟滞与诗人的认知有很大关系。“文天祥”一章指出：海洋对于中国的古人来说是陌生的。人们最初认识的是东海。那是秦始皇派徐福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所在。一直到唐代，文学都很少涉及海洋。海洋最多出现在游仙诗中。海洋和天空一起被视为人类难以征服的领地，一般留给怪兽和神仙。到了宋代，苏轼流放海南不以为苦，在心理上战胜了海的蛮荒和危险，被公众视为他人格力量的显现。其前提依然是人们对海的集体性恐惧。

但我以为所提出更为重大，着笔最多的是：如何对待“投降”，与改朝换代之后诗人的身份。

本书《序》说：“写得最困难的章节是李陵和吴梅村。我很多次感叹，英雄就是英雄。无需复杂的分析和写作技巧，只要从文天祥的诗歌中选出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呈现，生命的光辉即不言自明。欧阳修也给我类似的感受。但李陵和吴梅村，在阅读之时，我虽被他们更接近凡人的软弱和屈辱打动，但阐释起来就万分困难。原来凡人生命中微弱的光亮需要经过更复杂的折射和过滤才能呈现。”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两个诗人，李陵和吴梅村的“软弱和屈辱”。“软弱”指的是吴梅村，指的是身份的抗争；“屈辱”指的是李陵，他承担了两国交战所带给个人的屈辱。

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这只是说“陵未没时”。“没”者，本意是“没入水中”，头在水下。此处当指李陵“没入匈奴”，含有覆灭、败亡的意思。司马迁用词之准确，当指李陵“没入匈奴”，只是指认李陵已经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写朝廷，这时的状况只是：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这时还没有用“投降”的字眼。而《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同一件事就有了细微的变化：“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 司马迁虽然用了“降”字，但是是在匈奴“急击招降”的情况下。第一突出了原因，那就是食物断绝、应该得到的救援迟迟不能到来；第二，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是弹尽粮绝之后的被俘。第三，坚决勇敢的抵抗与投降之间不可能如此奇幻，瞬间由忠臣转折而为叛徒，于情理上不通。

《汉书·李陵传》沿袭了《史记》的说法，李陵是“降”：“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但是，班固更加详细地记述了李陵艰苦卓绝的奋争，把李陵的“降”和司马迁同样的归因于朝廷的不予救援。《报任安书》应该是最早的关于李陵之战结局的记载。司马迁后来写李陵“降”，应该是有人报告说李陵为匈奴训练军队之后。

班固则得到更多的材料，关于是否“降”，虽然沿袭了司马迁《李陵传》的结论。但仍然留有空白。《汉书·苏武传》：“（苏）武使匈奴明年，陵降”，是说李陵投降的时间在天汉二年，但具体是被俘即投降，还是后来投降，则未予明确，只是给了一个模糊的时间，语焉不详。

“投降”是屈服，放弃，交出，在战争状态下，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向对方屈服。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李陵的情况更像是“俘虏”： 战争中做完了一切的努力，在弹尽粮绝之时被活捉。

从字源上说，“降”在甲骨文中是从上降下的意思。后来引申，有了从上位下降到低位的意思。《左传·庄公八年》：“夏，（鲁）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鲁国和齐国是两个大国，而郕乃区区小国，在鸡蛋碰石头的情况下，被迫降服。“降”则有了停止对抗，向对方屈服、归顺的意思。司马迁也在“使驯服”“被降服”的意义上使用“降”这个词，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勃）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这样一来，李陵的“降”和当代人所理解的“投降”还是有所区别的。

但是，汉朝廷认定李陵的“降”是投降。而《史记》和《汉书》的实录都说明其“降”的责任在国家，正如本书所指出：“在李广、李陵、苏武、司马迁的时代，武帝即这种恶意的化身”，指出汉武帝是李陵投降的因。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俘虏”就变成了“投降”，国家给予的“身份”就变成了“叛徒”。而国家再因为“投降”的帽子而给予其亲属以残害，那就是“恶意”了。

吴梅村同样有身份的困境。改朝换代之后的人，该怎样定位其身份？还有，处在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回头去看待明清之际，当然还有宋元之际？怎么就又不一样了呢？这大概就是作者感觉到李陵和吴梅村难写的原因吧？

中国文化中有强烈的“夷夏之辨”的意识。后来这种意识被强化，被发展，被凝固化了，夷就是夷，夏就是夏。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辨”不过是轻视周边民族，认为他们不开化；也有点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的味道。但是，夷和夏是相通的，是据礼相接的。《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披着头发与左边扣衣襟的就是夷狄，孔子认为被夷狄所统治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更进一步推进，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呢。《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就有夏高高在上的意味。这些论述就是“夷夏之辨”的理论基础。但是，那个时期各国、各民族彼此之间却还是能够友好往来的。

可是后来，夷夏之间变成了水火不容。比如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晋朝的羌人、胡人、鲜卑人都进来了，江统写了一篇《徙戎论》，要把这些移民都赶出去。而李陵正是处于汉与匈奴的夹缝中。文天祥时候的南宋同元的关系也是如此。吴梅村时候的清朝同明朝就已经如世仇一般了。“夷夏之辨”，无疑是统治者最希望看见的，他们希望自己的统治基础是不变的，臣民永远把自己作为正宗的唯一可以接受的统治者。所以，臣民的身份被固化，不可他属。经过历代的强化，“夷夏之辨”的文化成为统治心理，最高的意识形态。当然，我们现在看待历史上这些民族之间的战争，朝代的更迭，自然有一份超脱，因为我们享受到了夷夏融合的好处，正如陈寅恪所说“以蛮族精悍之血，注入衰朽之体”（《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带来的是历史的巨变。但是，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的诗人，却遇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民族的、国家的矛盾的不可解地集中到一己之身，其沉重是难以想象的。本书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把诗人的困境，他们的无所适从的窘态，真实地表现出来。处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们只有用诗歌安慰自己，浇灭心中的块垒。

落实到吴梅村身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时候他参加科举，考中秀才，中举人，会试又以第一名获隽，廷试又以一甲第二名连捷，崇祯皇帝在他的卷子有御批，因此吴梅村对崇祯皇帝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知遇之感。从此，一路官运亨通。但是，入清，他却应诏北上，先后担任清廷秘书院侍讲和国子监祭酒。同处清代的人，即使是士人，也差不多都认定吴梅村既是明朝人，那么自然而然的同明朝的关系就是人身依附关系，明灭亡了，你就应该去死，你活着就是罪恶，就是耻辱，怎么还能做清的臣子呢？再说，吴梅村已经是清朝的臣民了，清朝就应该视他为臣民，但是乾隆皇帝指定修订的《贰臣传》，仍然把吴梅村列入“贰臣”，视他为首鼠两端的人，说他不能从一而终。即使已经去世，仍然因为身份而受到屈辱。“此时国家已经没有了、政治命运也不可追求，人生的价值要重新寻找。从对一朝一姓的忠义中出离，一种是像黄宗羲那样，去寻求历史兴衰的根本规律；另一种是将宏大的政治史降为背景，而将政治背景之上的人性、人的情感、人的际遇提升为重要的书写对象。”

本书就是这样的还原诗人的时代背景，揭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如何地转化为个人身份的沉重，从而把诗歌的解读予以历史的沉重感，给人以极度的心灵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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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诗心》为什么使用诗歌所提供的材料来反映时代？

只有那些有灵性的人才能够悟到历史运动的隐微之处。诗人是所处时代最为敏感的人。诗歌是其心灵的表达，诗歌是对命运的关切，只有那些对他人理解的人才能够听得懂。当阅读诗歌，便是与诗人心灵的对话。只有那些参透人生的人能够揭示诗人，通晓那些时代的表达者的语言，体味每一个词语背后的世界的真谛。本书一旦将美好的诗词的深刻解读置于暗黑时代的背景下，就会激发出震撼的美感。

但是因为诗歌是宣泄感情的，表达隐微的东西，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所以中国传统的史学记载缺少诗歌的地位，诗人往往难以在史学著作中有一席之位。对于诗歌的贬低，是中国史学家的事情，他们认为经过筛选的史料所描述的历史才是可靠的，而诗人的诗歌是诗人个人感情的抒发，是局部的，感情的，是未经考索过的。当代史学家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只是因为经过了专家的认真的、仔细的求证，诗歌才具有了史料的意义。

所以诗歌也是史料，是一种独特的史料，它更具有情感的因素，所以更为细腻地表述历史，它能够把精英动机发动那一瞬间的触动，生动真实地反映出来。比如只要像《九诗心》那样使用诗歌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就可以深入诗人的内心。因为诗人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那么，通过这些诗歌去揭示的历史就会更具有形象性，逼真性，生动性。本书把诗人和时代结合在一起，把诗歌看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学同等地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揭示出不一样的历史片段。本书找到“诗”与“史”二者的结合之处，历史是理性的，专注于宏大叙事；而诗歌是感性的，侧重于个体感受。于是以感性剖析理性，将历史的宏大与文学的浪漫结合起来，展现出更加全面、更加生动也更富诗情的时代画卷。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组成了本书的高度。

九位诗人，都处于时代的巨变之中，所以如椽之笔所描述，并且有他们的历史判断在其中，就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可以给后人以智慧的启迪。屈原的遭际是楚国重大的转折时期；曹丕居高临下的俯瞰人生，诗中所蕴含非一般人所能体验；李陵的身份改变正是国家之间战争的结果；陶渊明的隐居是避世，然而仍然关注着民生；杜甫之诗作被称作“诗史”，保存着人类共通的感情；欧阳修身居高位，影响一代学人，其诗歌更多的关照着时代；李清照经历家国之变，又以女性的视角强烈的剖析社会；文天祥、吴梅村都经历鼎革，然而所处地位不同，都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启迪。这些都使得他们的诗歌具有历史记载的重要性，本书通过对九位诗人的诗歌展示他们与所处时代的对抗，揭示历史发展的精微之处，因此更具有史料性，因此据之所写出的时代感更强，更生动。

6

本书是通过怎样的表达来实现宏大主题的？本书有现实感吗？

本书作者是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专门家，习惯用诗词作为思维的单元，把所见所闻都化作诗词句子来表达，并且用形象思维来推导，具备丰富的感情色彩。这样的例子在她的书中随处可见。诗句的精炼浓缩，使得其叙述具有了可视性，诗意，读者因此可以简捷地获取其思想的精粹。

再者，作者常常以“对抗”的形式展开记述。“对抗”是作者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思辨能力。从《诗人十四个》以来，作者已经熟练地运用这一写作手法。比如本书中提示：“记叙在这里开始出现了分裂。”分裂即是正相对立的两面的对抗。“（杜甫）《江村》延续了这一分裂。”则是提示：请注意这首诗的哲理意味。又如“陶渊明”：“使人将生生之乐纳入意识之中的，恰恰是对死亡的发现。如果没有死亡的黑暗作为背景，生命的光亮将不复存在。”“死亡”与“生命”就是一对对子。“杜甫”：“反倒是在战争的流离中，圆满时刻出现了。”“圆满”同“战争”不是正好相反对的吗，但是通过矛盾对立，就反而能够深刻地揭示人与时代、人与人、人与内心的自己的矛盾冲突，能够反映大背景下的人生与命运。这样，鲜活的人物形象就树立起来了。

如果说本书作者此前的学术源头来自传统学问经史子集中的“集部”，再加上“经部”的《诗经》话，那么本书不同，加入了经部的《礼记》，其进步还表现于深深地进入“史部”，探究朝代更迭时代的诗人，因之具有了历史的沉重感和上下千年的概括力。

喜欢用结构复杂的长长的复句，比如演讲名“随着时间而来的真理”，如用“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这样的句子做书名，以配副炽烈复杂的感情。喜欢把义项可以比类的事物并列式的表述在一个句子中。

语言特色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比如提问式。“吴梅村”一章：黑暗时代中也有光明俊伟的灵魂，但更多人无法活得坦荡。在愧悔的尽头，生命还能否前行，意义还能否重新生发？

比如冷峻而不得不承认的论断，有似格言：“如果没有悲伤与之平衡，‘快乐’这个词将失去意义。”指出“悲伤”与“快乐”的相反相成。“她（李清照）所呈现的崇高，不仅是在乱世拼命活下来的生命力，还包括超越悲哀，揭露人根本处境的勇气。‘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不仅是对遗失文物的总结，也是对人类命运的残忍预言。”透视着“有”与“无”的关系；“聚”与“散”的对立，就具有生命的彻底思考。对人生的感悟：“人生本是一条通往落花时节的道路，哪怕处于一个下坠的时代，或面临个人的暮年，生命都可能因为意识到时间的凝缩而加倍地焕发光彩。”又，“天真与静美只属于人生停滞的人。”又如揭示离乱困苦对于李清照的意义：“那个‘却把青梅嗅’的纤丽才女必须先死一回，‘木兰横戈’的女英雄才会从火中诞生。”

比如点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最动人的部分是‘残忍的减法’。当现实忽然间闯入这对‘葛天氏之民’的桃源乡，不可能的割舍变得必须可能。如同利刃割肉一般，没有一次舍弃是最后的舍弃。活下去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妥协。”

比如材料取舍之间所显示的判断力。比如对文天祥早期诗作的舍弃，从而突出其最后的四年。比如清代那些“好心人”为李清照辩解，说她并没有离婚的事，为的是树立李清照的正面形象，但是，这些论辩作者一概不取。

比如考辨。写吴梅村时，对卞真事迹的梳理，连带将一群妓女的出身、交往，这个群体的经济状况都搞清楚了，这样写起来才游刃有余。

比如作者有时候会讲说自己的写作目的。“吴梅村”，就为的书写“政治对个人生活的吞噬。”回答为什么写“小人物”，乃是出于中国历史人物的沉重感：“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尤其打动中国读者？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太多次时代洪流对于个人生活的吞噬。在每个时代，当人们意识到又在被难以预测的浪潮托起，我们就会想回头去看那些变革时代的小人物的故事。本书最后一个故事即写给这样的小人物，以免我们在英雄的光辉之下失去对自己的理解。”

以下讨论本书的另外三个重要的写作手法：开头与结尾；文献功力；“我”代入所产生的现实感。

第一，生动别致的开头与结尾，新颖的导入。

“文天祥”一章由“我”在少年宫看到载有文天祥的故事的名人传记开始，紧接着是看到无锡的大运河中的一座小岛：“这个岛屿叫作‘黄埠墩’，是文天祥被元军羁押北上所经之处”，由此自然的引入文天祥的诗歌和故事。

另外有好几个章的开始用了比兴的写作手法，但是各有特点，或比拟，或提起话头，或隐含深意，不一而足。所谓比兴，是《诗经》常用的一种起始的修辞方法。宋代朱熹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作者移植此手法，用以譬喻，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这样的开头，形成了写作主旨切入的新颖。

比如“屈原”一章是从博尔赫斯最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中所提出的“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将来”的观念开始。继而从《圣经》转入《离骚》：“《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所以眼睛明亮，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因此他们被驱赶出了伊甸园。而屈原也被他独有的智慧拖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通过这一比喻屈原被推举至一个崇高的地位。那里的时间观念被改写，屈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成功地从一个时间维度，到达另外一个时间维度，他的生命展开，美极了！竟然可以这样欣赏《离骚》，屈原的生命力竟然是这样的光辉灿烂！

“李陵”，从日本作家中岛敦开始，他“从南洋帕劳回到日本。秋冬之际，在愈发剧烈的哮喘之中，他写完了最后一部小说，于当年底死去。《李陵》是一部独特的小说”。

对曹丕的叙述竟然是从雅典大瘟疫开始，作者联想到“在中国古代，瘟疫是否也曾驱动人们去‘认识你自己’？我们从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讲起。”这是时空的大转换，审阅的眼光瞬间由悠远的欧洲转向东汉末年。寓含着哲理－命运。

“陶渊明”“后来，我读陶渊明的诗，发现陶渊明以一种比《小约翰》还要天真平静的态度来写死亡。”导入“生命－死亡”的主题。

“杜甫”，由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开篇，急转直下：“茨威格去世之后的第三年，二战就结束了。整个世界再也没有第三次陷入世界性的战争中。有时候我会想，在晦暗不明的时代里，当那个安稳的世界的许诺失效了的时候，每个人的感觉是否不同？是否有人有另一种心理力量，能支撑他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生活？回答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诗人中，我会想到杜甫。”

“欧阳修”从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和特德·姜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引入，探讨语言的巨大力量。

黄晓丹熟稔外国文学，常常将其诗词或文句恰到好处地引入自己的著作，贴切而优雅，使得所创作具有了世界文学的滋养。

“李清照”一章的开头极为奇特，“1937 年，日军围攻南京，十三岁的女学生齐邦媛被挟裹在逃难的人群中”，镜头切换到“与齐邦媛挤在同一条船上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员工。他们用纸包着文物”，由文物转折到本章的主人公与文物的命运：“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忽然想起《金石录后序》，意识到八百多年前，李清照在北宋末年的战乱中，与他们走的是同一段水路？那年李清照携带着两万册书、两千卷金石拓本，从金军渡江前的建康（今江苏南京）逃出，经过芜湖、当涂，向江西避难。”

吴梅村：由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开头，比文天祥的开头更具有冲击性，更

具有现实感。因为陆焉识的身份不同－留美归来，经历了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提出妻子失忆是祸是福，更具有震撼力，更意外的是本书竟然归谬为：到底还是失忆的好！读者会问怎么就会“好”呢？作者这样惊悚地提出，就是为了揭示命运的残酷。“如果不是被流放到西北二十年，他不会错过冯婉喻为他等待的半生；另一方面，他对冯婉喻的爱也要归功于时代。如果没有反右和“文革”，陆焉识就还是那个花花公子，不理解自己，也不理解爱。”我觉得这句话有点正话反着说，怎么能感谢“反右和文革”呢？其中的苦涩借此而流出。由“西北”二字，我想到了会不会就是甘肃沙漠中的夹边沟。我读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可能就是陆焉识那些人的去处。太苦了，太悲伤了，不忍卒读，因此我也就理解了本书由陆焉识所引出的吴梅村的遭遇，会同样的沉重，不堪。

再就是结尾。“吴梅村”一章的结尾十分动人。以张謇的诗歌结束：“她四顾苍茫，在自己的家中感到了无家可归”。这个结尾就具有哲理化，辽远而凄切，寓意魂不可归。

还有一个“欧阳修”一章的结尾，同样的意味深长。

作者受荣格的影响，对解析梦情有独钟，所以给自己前一本书的书名起作《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意为有了梦才有前行的引导。本书“欧阳修”结尾是：“2024年春节，在修改这篇文稿期间，年初五早上我也做了一个梦。…我请胡适帮我抄一首诗，他用小楷抄写了下文”，抄的即是欧阳修的《梦中作》。借胡适抄诗，揭示胡适也爱欧阳修，就很奇特。

第二，文献功夫。我很看重一个作家是否有文献功夫，是否肯下大力气，所以属意。作者在本书的“序”中介绍了文献工作的“三点尝试”，她的确做到了。

作者是江南人，她的文献功夫就像是全程动手做“乌饭”。江南有一种很好吃的“乌饭”，也叫“黑饭”，是用乌树叶子和糯米做成的。作者就是春天的时候，自己上山寻找乌树，采摘最嫩的叶子，回来把它剁碎，浸水，有了黑色的水，再把糯米浸入，浸泡上一两天，捞出来，再放入红枣、枸杞子，蒸煮。出笼，再蒸一回，味道好极了，又糯又甜，又有营养。这就是作者很强的文献认知能力，搜集资料能力，使用能力。作者所说的文献竭泽而渔，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等章节可以格外清楚地看出。

正因为始终从原始材料出发，经过独立思考，在具体问题上就能提出新见和胜解。比如指出：“而真正将夫妻之间的生活细节写入诗歌的，只有杜甫。”又如：“但事实上，从李清照有条件准确系年的作品看来，她生命中高昂、有力的部分在晚年才开始勃发。”

再从引文数量来看，从文集中来的文献是作者几部著作中数量最多的。《欧阳修全集》通读，《杜甫全集》究览，等等，都为本书的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每一个注释都是认真的态度。即如“杜甫”之注释10，从字源解释“爱”字，就显示了作者的文字功底。《诗人十四个》的个别读者不太理解黄晓丹为什么加那么多注释，要那个干什么？这正是本书写作的目的：严谨。是研究，是要经得起考验，而不是一时兴起之作。

再看注释数量也是非常大的，九章文字之后的注释条目总共550条。又以“李陵”一章为最，一共80条。再次，“欧阳修”一章注释78条，所注释从《欧阳修全集》最开始的第46页起，再112/152/166页，直到2599/2718页，差不多全集每35页就提炼出一条注释，看见其读书之细密。就这还不算随文注释，基本是凡有诗句即有注释。注释详尽，表现作者对文献的敬畏，对读者的尊重，对科学表达的认真。

但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作者不是依靠文献的堆积排比而取胜的，往往是思维的火花闪耀显露出灵感，有了不同于别人的“我自己”。

第三，代入，“我”的出现是最为令人震撼的部分。本书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叙事，但是常常以第一人称的“我”“我们”出现，替代第三人称，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和亲切感，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以使读者感受到叙述者的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

“李清照”一章，“某年夏天我在河南新安县的千唐志斋读唐碑。…夏日灼人，在这个几乎没有游客的小镇上，陇海线上火车间歇地经过，传来啸声和震动。我感到历史逼近时巨大的情感冲击。原来这些都是真的——我所研究、书写的古人，他们的生命及我的生命。我们曾经鲜活地存在。”此处由唐碑到“我”，是时间的转换，是对古往今来的感慨，是对故事情节的推进。

又，“当我们惊讶于嵇康竟如此粗野、阮籍竟如此疯癫时，却同时强烈地感到他们维护人之尊严的努力，发现凡人的形象竟也能与神祇一样刚强耀眼。”这是作者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出耀眼的光辉。

“2024年初春，我在武汉飞往青岛的航班上读《金石录》，下飞机时注意到，当武汉已樱花开放，青岛却还在冬寒的末尾中，枯草与海雾纠缠在候机楼的玻璃墙外。在急剧变暗而使万物迷茫的暮色中，宋代长江边一个初春的傍晚呈现在我眼前。”寓意很强，揭示大自然的力量，催动着人们奋进。

“文天祥”一章，就有不少的“我”：“我很喜欢北行路上的这些诗。这些诗不再宣讲道德大义，变得更私人化、具有情绪的流动性。”

“读这些诗，我眼前出现的是一支在荒草中慢慢跋涉的队伍。”

下面这一段话就体现作者对生命的思考：“我的朋友说，他父亲去世时，他的注意力却被一只落在门锁上、轻轻扇动翅膀的蝴蝶吸引，并在很多年里都觉得那是个充满灵光的瞬间；我外公去世时，我站在病房门口，忽然注意到窗外的香樟树上有一只鸟叫得格外婉转，香樟树叶上闪着光。当时我也困惑，在这样的时候注意到这些，会不会不太合适。”

当我结束多日的索隐和分析，闭上眼睛，希望从头脑中抹去这些琐屑的知识，“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和“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的诗句却无比清晰地从堆积的字节上浮起，变成一帧高保真的画面，召唤我置身进去，直接获得整体的理解和洞见。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

“李陵”一章最使作者纠结，如下的“我”体味到的感情冰冷而残酷：李陵留给我的印象是一匹“胡马”：在我写作这一章的过程中，这个比喻不停闪现。现在它终于静止在这样的姿势：在胡地玄冰、边土惨烈之中，它默默低着头，站立耐受风雪，毛与冰雪结成一体。幸福、成就、英雄气概，生命的一切光亮都因流亡而被永远扑灭了。

“吴梅村”一章以吴梅村与卞赛的感情纠葛为线索，作者以“我”而评判，看到了每一个人身上的弱点：我被梅村的心灵吸引，注意骄矜、嫉恨、愧悔如何参与爱的运作，最终竟将一段轻薄的冶游之情发展得如此深艳，如秋日落霜之后灿如锦绣的乌桕树林。

在吴梅村身上，愧悔开掘了他对自我心灵理解的深度，增强了他搁置自己，去理解他人故事的谦逊。当吴梅村将他的心灵层次越挖越深，我们在那不堪的处境中却看不到任何畸异的东西，看到的只是每一个平凡人类都曾经历的软弱、迟疑、恐惧、惊惶。

本书作者是大学老师，她喜爱这份工作，她的写作题材、感悟，多从教学中来，因此十分看重与学生的交流，比如“我”所带出的即是课堂实录：我曾在课堂上讲过清顺治二年（1645）王秀楚记录扬州屠城的《扬州十日记》及朱子素记录嘉定屠城的《嘉定乙酉纪事》。那些描写大屠杀的文字投影出来，竟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吓哭。

中国正处于冠状病毒疫情之后的影响中，三年艰难时刻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积累下来成为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得人们的心理敏感而脆弱。本书不回避这一点，而是直视它，因之具有更为深刻的当下的背景。如果说她此前的著作，背景仅仅是淡淡的云天，那么本书所联系所对比的当代就是浓彩重抹，更多的联系到今天，由“新冠”，说到封城，到“喊楼”，到李文亮，并且不避讳那“冰封时代”，给本书中的九位诗人一个更为深广的背景，帮助我们上下几千年打通了来看。“本书的雏形是我于2020年春天在‘一席’录制的课程《与诗人一起梦游》。项目刚启动，封城就开始了。我问策划张畅，还有必要备课吗？她告诉我此时人们更需要诗歌。这是我想要用古典诗歌回应时代变局的开始。”

“我”的代入而实现的现实感。如“杜甫”一章：2020年冬末，武汉还在封城。我在无锡，城际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因为没有了人的活动，校园里物候的更新便成了注意力的焦点。渐渐我看到冬天灰黄的河滩在靠近水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淡淡的绿线，那就是谢灵运所说的“池塘生春草”（《登池上楼》）。某一天我忽然觉得震惊：世界都这样了，春天居然还是会来！但我同时觉得悲伤：春天的到来并不考虑人类是否做好了准备。2020年的春天如此蓬勃，人类却注定失去了它。这时我忽然想到了杜甫的《绝句漫兴九首其四》。

时至今日，我已经不能很好地复原当时如同身处冰河时代的感觉。

记得当时北方还是雪天，李文亮去世不久，有一条视频在网上流传：一辆车行驶在北京空空荡荡的东三环高架上，不知道要开向哪里。在江南，杜甫仿佛隔着河滩，以一种相信我必然能听懂的平实口气说出这首诗。这首诗忽然活了起来，使我诧异为何之前没有给它很多注意。那个被冰雪封冻的世界出现了裂痕。在每一片阴影背后，生机都在不管不顾地冒出来。当然这样的生机里也带有残忍：正因为永久太平的信念不在了，原来理所当然的“逢春”才会变成值得回味的侥幸。

如“文天祥”一章，“新冠大流行”而封城，人的猝然去世，亲人的思念曲，组合而构成极度压抑的状态：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是2020年元宵。那是个暖冬，春风早至，梅花开遍。武汉尚在封城，有人在前一晚去世，有人从楼房中探出头来，在夜风中用小号吹一支思念曲。那时人们处于极压抑的状态，不仅对于新冠大流行，而且对于很多困惑：世界会走向哪里，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曾自以为担负的责任、放弃了享乐去追求的理想该怎么办？

“我”的代入带来古今强烈的对比，将现实感更加猛烈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如今我可以在这句词中想见那个宋代春日的所有信息，新鲜而浓烈，超过我身处的这个春日。并且时不时地带入“我”在上课，与学生的交流。比如发问：“我常常会想，在大时代面前，私人退让的界限在哪里？”这里，体现的是学者的同情心、良心，和使命感。

年轻人最愿意看到书中有没有自己，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样子，无疑书中这些感慨都会给当下的人，给年轻人留下深刻印象，无疑会凸显作为本书主角的那些诗人及其作品的时代的意义。“寂静的意义是催促反思。你必须从刚才的回忆和感慨中得出些见识。”（吴梅村）当疫情三年中入学的大学生到了现在的毕业求职季的时候，方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打上了“线上大学生”“手机大学生”的印记，因此，寻找工作之难使他们回首往事，寻求慰藉，希望得到安慰，说不定会进入这本书而得到某些启悟，明白暗夜时刻是人生之必经，就会释然，自己动手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学的启明”。

作者是无锡人，这里充满了“温情与水”。水土的滋润造就了作者柔美的风格，细腻的观察与分析就流畅地倾泻出来。底色是自信，是真诚。

她把对故乡的赞美形诸笔端，有两个人物与无锡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第一，前面提到的文天祥。第二，“吴梅村”一章记载无锡有卞赛舍身的祗陀寺。作者认真地考察了卞赛的墓地，了解了其兴废。还指出孔尚任《桃花扇》的灵感来自吴梅村与卞赛的故事：“孔尚任完成了《桃花扇》传奇，写晚明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其实侯李爱情故事的历史底本《李姬传》只写到明亡以前，但孔尚任虚构了侯李经历明亡、出逃、相遇、入道的情节，其灵感正自梅村与卞赛的故事中挪来。”这就使得《桃花扇》与无锡结缘。

本书的文字优美，既有诗人的感性，又有学者的理性。读这本书，就像是跟着一位睿智的向导前行，有一种带上诗歌的愉悦去远方寻找自己的感觉。是的，那里你能够找到自己。自己不光是时时出现的“我”，而是九位诗人的经历你已经遇到过，或者明天就会遇到。不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古代诗人，而是从同行者、同情者的眼光去体验和评价他人。

于是，丰富、精确的语言和细腻的表达帮助完成了一部好作品。

如果站在人的生命需要的层次上来看待这部书，在如何回应中国人所面对的苦难历史的层次上来看这部书，就会意识到本书的意义。不仅仅是写九个诗人的人生，如何地将人生赋予历史，还应该看到他们如何改变历史，在拯救处于暗夜中的人们的苦难的时候的所想所感，并且形之于诗歌。并且，能够看到当下，那里有你自己。

《九诗心》之“心”，澄明而高贵。作者以诗意的笔墨和哲理的思维把暗黑时刻人生的晦暗残酷揭示出来，将时代夹缝中诗人写出来的诗歌的深刻和冷峻抖搂出来。这些诗人用心血所写就的诗句虽然只是短短几个字，却是历史化成的，他们的名字与战国的楚，与汉唐宋清嵌进永恒时间的屏幕。《九诗心》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诗歌是有意义的，九位诗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诗歌，我们所知道的中华民族史可能将会失色不少。让我们记住他们，让我们记住他们诗歌中所记述的历史，并且在他们的引领下，深入地思考我们的历史，以迎接未来，面对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