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如果说，孝文化为存有血清关系的家族内部成员提供了处世准则，那么，忠文化则摆脱了血清关系的桎梏，化身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处世准则。这是存在于封建时代的中国所特有的文化现象，由于宗教形态的缺位，社会不可避免地需要产生为大众接受的普世信仰，忠文化就此应运而生，把抽象的精神融入了俗世价值观，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体系。

忠与孝，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饱肚圣贤书的忠臣孝子说到这一句话时往往悲戚万分，每每痛哭流涕，二者选其一的抉择是痛苦而无奈的。恰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能舍鱼而取熊掌，这种情况下，大多是以忠的胜出作为结局。

忠，是更高层次的孝，它把孝从家庭层面提炼到了国家层面。封建社会的家长制经过一层层抽象化的提升，家庭观念从家族内逐渐延伸至国家范围——地方官员被老百姓称为“父母官”，而代表着苍生社稷的天子就理所应当地成了天下子民共同的“大家长”，这种递进关系让忠与孝在金字塔型的封建统治的最顶端实现了殊途同归。

在无锡惠山古镇，涉及“忠”的词句比比皆是，以“忠”命名的祠堂就有孙忠贞公祠、忠杰祠、杨忠襄公祠、高忠宪公祠等，位于上河塘的山溪第一楼上悬挂两副牌匾，分别写着“孝则入”、“忠则出”，至于祠堂内的抱柱、匾额以及表现故事情节的砖雕、木雕上所体现的忠文化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书法和雕刻把枯燥的说教变为了富有观赏性的艺术作品，通过审美的意象植入人们的灵魂，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质变。

在中国各类家祠宗庙里，最为常见的是孔庙、关帝庙和武侯祠，除去作为最高正统礼教代表的孔庙，关帝庙所承载的是“义”，武侯祠则承载着“忠”。杜甫有名诗《蜀相》，诗中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令人为之扼腕动容;清朝乾隆年间的文人王萦绪评价诸葛亮“一切皆圣贤真派，从无杂霸之术，亦从无杂霸之心”，是“无一点暗处”的圣人。诸葛亮的忠心，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刘备白帝城托孤。“举国托孤于诸葛亮，心神无二。”这是陈寿记述在《三国志》中的文字，这种君臣之间心有灵犀、互不猜忌、肝胆相照的境界可谓世间罕见，也成了后世的君主所期望实现的理想。

纵观武侯诸葛亮的一生，作为政治家，他没有完成匡复汉室的大业;作为军事家，他五次北伐，五战五败，无功而返。他让后人所景仰的，不在于功业，而在于他的忠诚之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事主，足以遮掩他在为政方面的瑕疵，甚至在后人的话本小说中被不断神化，一代名相，得益于封建礼教对忠文化的推崇，从此不论在庙堂还是乡野，都获得了千古流芳之荣。

与诸葛亮的结局相反，岳飞的忠给人留下的是无限的唏嘘感慨，精忠报国的忠臣良将，因“莫须有”之罪含恨九泉，为什么一生的忠诚却换不来半世的平安呢?岳飞的人生带来的是人们对于“愚忠”的思考。可是，既然有“愚忠”，就该有“智忠”才对，那什么是“智忠”呢——是退隐山林，还是对主子察言观色，保持绝对的顺从?是不偏不倚，如墙头芦苇，还是良禽择木而栖，另寻明主?不可否认，“智忠”才是精明灵活之举，可明智一旦占了上风，就成了见风使舵、明哲保身，与忠的内涵相去甚远了。

忠臣需遇明君，否则便是忠的悲哀，然而忠臣常有，明君少见，忠的变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传统的家庭模式、经济模式与社会伦理逐步变得多样性，忠文化也以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不管如何演变，忠所体现的诚信思想仍然是经济高速发展时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新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忠”新的内涵——信任。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忠诚，朋友之间应该相互忠诚，忠诚为素昧平生的彼此奠定了合作与共赢的基础，打破了不同地域之间的隔阂，拉近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回味“忠”的内涵，有叹息也有赞许，文化是一个时代特有的烙印，它属于某一段特定的岁月，又在时代的变迁中延续出新的生命，这就是文化的传承与扬弃。(宋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