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本是儒家正统文化中的经典，却天生带有离经叛道的因子，它游走于孔孟所标榜的礼教的边缘，与所谓的“正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微妙距离，逐渐演变为一种既受人褒扬与推崇，又不敢与之太过亲近的思想。

义是一柄双刃剑——居庙堂之高，所彰显的是“忠义”，行江湖之远，所彰显的是“侠义”。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侠义将义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摆脱了正统道德与法理的羁绊，这也让义的概念在正统文化范畴内走到了尴尬的位置上。

不管如何，义的重要地位是不可缺失的。

齐相管仲将义摆在了事关国家存亡的高度上，他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这句话也让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多了“礼义廉耻”这个词。亚圣孟子对义更为推崇，我觉得孟子许多咄咄逼人的论述就充满了敢做敢当的侠客性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义的真谛，那就是社会正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句话则点名明了义的行为准则，那就是不为利益的诱惑所动摇，为了捍卫正义，不惜牺牲自己。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就记载了一位名叫专诸的义士行刺吴王僚的壮举。

春秋末期，吴国公子光欲杀死吴王僚夺取王位，请来勇士专诸，给予礼遇和厚待，嘱托他刺杀吴王。一次，公子光趁吴国大军伐楚，国都防备空虚，请吴王来家中赴宴。酒酣之时，专诸为吴王献上烤鱼一盘，而鱼腹内藏有利剑一柄，即后世所称的“鱼肠剑”。吴王僚当场死在专诸的剑下，专诸也被吴王的卫士杀死。公子光除掉僚后，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据说专诸刺僚前，一直放不下自己年迈的母亲，母亲得知后教诲专诸说：“既然受了别人的恩惠，就应该以死相报，否则就是不义。”为了让儿子没有后顾之忧，专诸的母亲选择了悬梁自尽。可以说，这母子二人都是真正的义士。

“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义是一种精神，不以成败论义士，这是司马迁对专诸评价的宗旨。

另一位与专诸齐名的刺客是记录在《吕氏春秋》中的要离。据说要离身材矮小，长相丑陋，却足智多谋，有万夫之勇。阖闾立国后，僚的儿子庆忌逃往卫国艾城(今河南省汤阴县)，招纳死士，发誓为父亲报仇。伍子胥便向阖闾举荐了勇士要离去刺杀庆忌。要离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故意制造事端让阖闾砍断自己的右臂，逃往卫国后，阖闾又依计处死了要离的妻子，并将尸体弃曝于闹市。悲惨的遭遇让庆忌相信了要离对阖闾的深仇大恨，把前来投奔自己的刺客视为心腹。就在庆忌带领水军准备伐吴的时候，手持短矛充当侍卫的要离忽然奋力刺向庆忌，矛从心口刺入，穿其后背而出。庆忌也是一名勇士，他忍着剧痛，单手提起要离把他摁入水中，然后对着奄奄一息的要离哈哈大笑：“天下居然有你这样的勇士，用这样的苦肉计刺杀我!”庆忌钦佩要离的勇气和对主公的忠诚，将他放回吴国。史书记载，庆忌亲手将刺穿自己身体的短矛拔出，当场血流如注而死。

故事如果就此结束，要离就只是一个勇猛的刺客，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要离从刺客成为了令人景仰的义士。史载要离回到吴国后，吴王阖闾问要离想要什么样的封赏，要离说：“我杀庆忌不是为了封赏，而是为了吴国安宁，希望今后没有杀伐之争。”说罢，自刎于金殿。阖闾满足了要离的遗愿，把他埋葬在专诸墓旁。

《吕氏春秋》评价要离说：“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富贵而忘其辱。”义是存在于心中的法则，利是来自外界的诱惑，这就是义的伟大所在，它所挖掘的是人性中最悲壮的情愫。对于义的获取，必须先做出舍弃——舍与得，有舍才能有得，舍得的真谛原原本本体现在了义的文化情结中。

专诸与要离，这两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义士都是无锡人，他们的墓就位于今天无锡新区的鸿声镇，陆游曾在《月下醉酒》一诗中写道：“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在鸿山附近至今还有一个叫做要家墩的地方，传说就是当年要离捕鱼之处。

义从庙堂走向江湖，是正统礼教的无奈，却是义的文化更加丰富的源泉。

为了淡化“侠义”的江湖气息，“忠义”一词渐渐被列为正统，忠与义的结合对于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来说是一种文化创举，它让熟读四书五经的文人在儒家经典中领会了“义”的形式，更在与世隔绝的书斋里实践了“义”的内涵。这样的“义”剔除了江湖侠义，重在国家和民族大义，它把人从个体概念纳入到社会群体之中，促进了人类社会意识的形成。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义终究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概念，它用不安分的脚步为数千年的文化之旅踩踏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