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1947年春天，正值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当时我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由于我是一个孤儿，生活困难，靠着奖学金勉强度日，学习之余，我就勤工俭学，做起了家教。大二的时候，同班同学唐嘉健看我勤奋朴实、上进好学，加之思想单纯，于是就介绍我到许广平先生家做家教。我当时对许先生还不是很了解，其实期间她经常到交大作报告的，但我不是每次都去，所以知道得不是很多。

记得第一次见面是个晴朗的下午，许先生家位于霞飞路(现在的淮海中路)霞飞坊。其时现于眼前的是一幢石库门房子，共三层;第一层为客室(即现在的客厅)，二、三层为书房、卧房。许先生和我是在二楼见面的，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见到许先生本人。她穿着很朴素，讲话时语调温和，非常平易近人。交谈了一会儿后，许先生对我比较满意，于是约定第二天晚上6:00-8:00上课。

第二天晚上我如约到了许先生家，在一楼的客室里，见到了我当时的学生-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的独子周海婴。当时海婴大概17、18岁的样子，是名中学生。因为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偶尔会因病缺课，所以许先生就找一名家庭教师来辅导他学习。我主要是辅导海婴的数学、英语，有时也会讲讲其他科目的问题。

许先生家比较简朴，家里摆设不多。印象中大门的一侧有块写有“鲁迅文集出版社”的牌匾，一进门的左手边有一排书架，上面摆放着《鲁迅文集》(1-20)，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相关事宜。当时的许先生虽然很忙，但她还是很关心海婴的学习，常常问我一些他学习进展提情况，足见她对海婴教育的重视程度。

在许先生家做家教的日子是充实而快乐的。每天吃完晚饭，我骑车约15-20分钟后到许先生家去辅导海婴。当时家里有条小狗，开始每次见到我就汪汪汪叫个不停，后来慢慢见得多了，就不叫了。当时的海婴是个清秀而又聪明的青年，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喜欢听音乐。他有一台收音机，偶尔有点小毛病，他就自己动手拆拆修修，常常乐在其中。当时我宿舍有个物理系的同学，他经常教我一些收音机修理的知识，因此我对修理也比较喜欢，所以常和海婴切磋，相处很是融洽。后来海婴曾送给我三张唱片和一本英文版的《业余无线电手册》。

家教之余，每年的节日如中秋节、端午节等，许先生都会邀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庆祝。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吃饭时，许先生炒了鸡蛋，那天她兴致很高，说“他们(国民党)不让我们吃，我们偏要吃”，她这种乐观自信，直面严峻人生的勇气深深地鼓舞了我。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9年初。当时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国民党加紧了对进步民主人士的迫害。有一天，我按照惯例去许先生家，发现家人不在，工作人员将一封信交给了我，信的内容大概是表谢意之类的话，还有就是说他们走了，考虑到我经济困难，一时又找不到工作，就付了五个月的工资给我。看完信之后，我怔在原地，既留恋又感动。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关心过，漫漫长路，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见面道谢的机会?

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我的个性不喜与人交往，一直没有和他们联系。但在我内心经常怀念他们以及那段逝去的岁月，报上有关他们的事情我都非常留意，认真阅读。许先生人品人格的伟大以及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和照顾，已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成为记忆中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