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相互交错的经纬，被岁月织成锦缎，与虚无的结局丝丝入扣;青春是年华里的一个笔记，纵使没有意义，也长久地、永恒地存在着;青春是混合成深冬时节玻璃窗上的模糊氤氲的雾霜一样语焉不详的怀念，轻轻抹开一块来，才可以清晰地看见所有曾经叫人动容得不堪重负的人事。但，青春哪有那么容易就甜甜蜜蜜，至少天上无声漂浮的白云刺激着自己麻木的神经：自由这种东西，无处寻觅。在大多数人看来，青春是充满着活力的，它意味着进取、向上，蕴含着未知的希望，它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在白先勇的笔下，则刻画了一群在情感上遭到不断地挫折与困难，在家庭上不受重视，在社会上遭到排挤的无奈、孤独的少年，他们过早的感受到了生存困境的艰难，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难得，他们在生活中苦苦挣扎，在困境的边缘地带，就好似压在稻草下的骆驼，再放上一根稻草，他们就会活活被压死。

《寂寞的十七岁》中的主人公使文章笼罩着浓重的压抑感，仅仅是十七岁的年纪，但是言语中就已经带有着冷淡、麻木，好像任何事情都不能引起他的情感的波动，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又有着无比强烈的、令人灼伤的激情。杨云峰就如同一个企图利用反叛的行为引起人们的关注，却又将自己推入更高、更险的悬崖峭壁之上，边缘得只要再迈出一步，就会坠入深渊的无措少年，在寻找着自己的情感归宿。在学校，杨云峰的课业成绩不好，并且他脾气孤怪，从小爱躲人，始终是独来独往，没有相较熟识的好友，仅有的好友魏伯飏也因一时的流言而疏远。在家庭，他的父母在他的功课上越是用尽心力，他对父母的情感期待也就越趋于浓重的失望，觉得他们“老不大懂得人家”。因为学业不精在家也备受冷落，甚至是只能自己跟自己打电话来消磨时间，“我会这样自言自语拿着听筒讲个个把钟头，有一次给小弟撞见了，他说我有神经病，其实我只是闷得慌，闹着玩罢了……你说叫我跟谁去说话，只有跟自己瞎聊了。不要笑话我，我跟我自己真的说得有滋有味呢。”

杨云峰在家中排行第三，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父亲白手起家，努力刻苦，大哥保送美国西点，二哥在哥伦比亚读化学硕士，而小弟也是每门功课都得A，然而就只有“我”没有出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压力可想而知，且杨云峰的父亲又好面子又有着旧思想，对主人公非打即骂。而对于他的母亲，杨云峰是有着特别的亲昵感的。“那是小弟还没有出世，我是妈妈的幺儿，我那时长得好玩，雪白滚圆，妈妈抱着我亲着我照了好多照片，我都当宝贝似的把那些照片夹在日记本里”，然而，到杨云峰少年时期，母亲也只是在父亲骂完之后接着骂而已，她的亲和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让家这个港湾也被狂风暴雨所席卷，平静已不在，杨云峰的堕落也已成为必然的结果。

在家中不被父母喜欢，总是因为学业而被父亲责骂，拿来与其他的兄弟作比较，这样的境地对于他而言，学校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这也只能是似乎，余三角课上对杨云峰的嘲讽，同学们起的各式嘲笑的外号，这些都使得杨云峰不喜欢南光。然而，像杨云峰这样，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上得不到温暖的人来说，只要有人肯对他有一点好处，他就会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人家才好。做体育测试摔破鼻子，魏伯飏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使得他在魏伯飏身上找到了情感的归宿，可是因过度亲密而在学校风起的流言，又使杨云峰回到了一个人的孤寂。而对于唐爱丽，杨云峰在她的戏弄之下，狼狈的逃回了家中，反复思量，“我很替她难受，我觉得实在是不应该那样丢下她不管，我觉得她直板板的站在我面前，好可怜的。到底她是第一个对我那样好过的女孩子……”他以一种诚挚的情感去体会唐爱丽的举动，却不曾想换回的只有轻佻的嘲讽和无谓的笑料。这一切的一切，嘲讽、无谓都将少年心中仅剩的激情浇灭，灵魂重新游走在边缘，“我简直想出家当和尚”，呐喊出心中对现实的逃避和无奈，最终还是只能一个人独来独往，存活在寂寞、束缚之中。

在台北新公园游荡时他遇到的那个中年男人，使他甚觉懊恼，甚至使他“简直烦得不想活了”。当杨云峰因为感情的四处求解而碰壁时，悲哀地喊出:“你不晓得我的悲哀有多深”，“我没有别的地方去”时，谁都会从这种喊声中感到深深的战栗。在最终意义上，他的情感依然无所寄寓。白先勇用《寂寞的十七岁》为我们展示了另一个被人们所忘却的青春，焦躁、寂寞与束缚的青春，警醒人们关注那些心思细腻，功课较差，命定要遭到社会、家庭和学校的约束和压迫的少年，不要让他们像主人公一样，最终灵魂虚无与堕落，麻木的生活着。十七岁，青春萌动的时期;十七岁，彷徨迷茫的时期;十七岁，那寂寞的十七岁。(熊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