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巷桥地处无锡南门方桥以西、石塘以南的长广溪畔，它历史悠久，环境宁静，民风淳朴，是锡南地区较早形成的氏族聚居地之一。在它的西边，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南起军嶂，北至鹿顶，延绵数十里。其实，这座山脉是个四面临水，游离于陆地的岛屿，它是通过自南至北的吴塘桥、丁石桥、横山桥、石塘桥、宝界桥……才和锡南大地紧紧相连在一起的，没有一座座架设在五里湖、长广溪上形态各异的古桥相接，仍是三万六千顷太湖与长广溪之间的一道屏障。

糜巷桥村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变大漫长的历史过程。据传，它的早期先民始于三国后期的吴国，是孙权部属疏浚长广溪的屯兵后裔，他们留驻在此，择河而居，以农为主，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随着朝代变迁，人口增加，耕地拓展，迫使他们沿河而进，不断开挖延伸栖居地的河道，以利生计。所以，一条带状的小河就成为日后村民赖以生产、生活的源泉和村分前后的界线，所有住房沿河道走向南北分建，多数老屋均系砖木结构，虽简易但实用。

清末民初，全村人口己达80余户，400多人，稻川桑地约500亩。多数村民仍以农耕为主，辅以栽桑养蚕，多业并举。从那时起，就有不少家庭的男劳力外出谋生，先后到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湖州、泰兴甚至更远的地方开店、办厂或工或商或仕或文或医或跑单帮。村人职业的多样化，从而增加了经济来源，提高了社会地位。由于一些工商大户在村上增建了质量较高的自用住房，前村后巷的民宅就显得更加整齐划一，富有活力，成为较为富庶的农村之一。

糜巷桥因其地域区位优势而与邻村略有不同，它是一个比较成熟、宽容、开放的村落，故姓氏较多，可谓“河纳众户，地容百家”。解放以前就有近20个姓氏，以殷、张、王为主，丁、席、杜次之，还有周、吴、陈、赵、钱、何、黄、薛、尤、曹、朱、陆、毛等姓氏。但无糜姓人家，也不象陶巷姓陶、曹巷姓曹、许道姓许那样村小单一。

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村人重视对祖宗的祭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宗氏祠堂就有几座，后村东段有殷氏宗祠，西段有王氏、丁氏宗祠，前村的张氏宗祠在南阳巷。古时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故而后代对祖先应事死如事生。推崇、敬守、信奉孝道，尤其是逢年、过节(清明、重阳)总要虔诚地祭祀考妣即己故父母及历代祖宗。宗祠是供奉始迁祖，即始迁至本村定居的那位祖先神主牌位的地方。殷氏宗祠，坐北朝南面河，四间三造有后院，规模较大，建筑讲究，门前有砖砌场地，沿河有石驳岸水码头。在此念小学时常跑到东院去玩，记得在下有洗砚池，上有太湖石假山的主房内，有敬立始迁祖殷公开山先生之位的诸多木制牌位。儿时所见，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糜巷桥是父母生我养我，使我接受“人之初，性本善”启蒙教育的地方，是我生命和走上革命事业的始发地。虽己变故，人离村移，但往事在我的脑海中无法消失，对村上的有些人和事，我感到眷恋缅怀，对村边的路桥草木，我是那样的深知熟悉。但印象最深刻并经常勾起我对儿时美好回忆的要算家屋后边的那条小河，它曲曲弯弯，温情脉脉，长足二里，水清鱼肥;南连太湖，北接锡城，引河水以利灌溉，乘船舫而便交通。儿时有村人从四川重庆撑着一条两头高翘，吃水不深，易于飘流的木船，历经数月，摇回家乡之举，一下就让我知晓了此河通四海，它静可育人丰田、动可舟驶世界的道理。小河不仅可供村民饮用和浇灌农田、旱涝保丰产；也可供村妇掏米、洗菜、汰衣裳、刷马桶；更是我们儿时游泳嬉水划船乃至钓鱼捉虾的最佳处。特别是下雨天看到有渔人摇着小船用鱼鹰或丝网或麦钓沿着河道捕捉鱼虾时，更是喜出望外，总要叫喊着让大人购买，可以美餐一次。

故乡是美丽的，青山碧水蓝天。故乡的军嶂、龙王、石塘山是我攀爬次数最多的，登临山巅，可俯瞰三万六千顷的太湖及长广溪、五里湖，眼下是波光粼粼，船来船往，美不胜收。故乡的河，村前的摇车浜是天然浴场，仅一河之隔的赤马嘴是6000年前己有先民集居的原始氏族聚居地，那是我们夏季游泳比赛每天要到达的目的地。故乡的路，特别是田间溪边河旁的小路，曾留下儿时挖野菜、割猪草，放风筝，捉蛇捕鸟的许多欢乐和童贞。故乡对我来说，有着太多的亲情，太多的记忆。然而，它毕竟和我儿时留下的印象不一样了。现在，传统农耕文明的烙印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属于农业的价值观，占有土地的安全观，按照农历节气生息的习惯都开始淡忘和变化了。但我总觉得一个年代久远的古村落要是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实在是一种寒碜，一种贫乏，甚至可说是一种悲哀。我看重古村、祖坟、老屋、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历史，有文化底蕴，是鲜活和具象的，是有生命的和谐的有机整体。

糜巷桥村因江南大学新校址驻入而整体搬迁，截止2003年底，全村共有218户，常住人口575人，占地(耕地、场地、房基地、道路、河流等)面积总计1001.35亩。改革开放后，在全体村民的努力下，经济实力有了极大提高，村办企业从1家增加到10家，年销售收入达4亿元人民币，创利税2500万元。

糜巷桥村与江南第一学府的渊源，有一件旧事必须提及。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南大学虽为荣氏家族新创办的私立大学，但荟萃了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其时本村就有三人被聘为首任教授，他们是王庸、殷力农和张之彦，分别担任图书馆馆长、农学院、文学院教授。一个小村落同时有三位教授在江南大学执教，在整个苏南地区乃至全国实属罕见，真是历史的巧合和文脉相承的奇迹。(三教授的简历如下)。

王庸(1897-1957)　地理学家。字以中、幼名西元。无锡东绛糜巷桥人。父介山，为名塾师。王庸早年毕业于南京两江高等师范，复入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研究生，亲受梁启超教诲，深究史地之学，开始写作《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等。毕业后，任北京图书馆舆图部主任，后因胡适之聘，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授，并任上海《东南日报》副刊文史主编。后任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抗战时，返乡设塾，课徒自给。胜利后，国学大师钱穆教授出任私立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邀其好友王以中(庸)同赴江大任教。所居荣巷，为荣家旧宅所在。与老校主荣德生夫妇同居一楼上下。楼上共有五间，中为客厅，西二间为钱穆读书写作寝息用；东二间为江大图书馆主任王庸夫妇居住。建国后，任南京图书馆舆图特藏部主任，后由前中国公学时学生吴晗介绍，去北京图书馆任舆图组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研究，后患中风病故。王氏一生研究中国地理学史，不仅从古籍中整理出大量有用的原始资料，而且对我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富有成果。著有《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理图籍从考》、《中国地图史纲》，并有论文数十篇。

殷力农(1910.1.13-1996.10.15)　又名殷理祥。江南大学农学院教授。社会名士。无锡东绛糜巷桥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民立中学，随后就读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园艺系。1935年曾任福建省政府参谋部参谋，认识同在工作的李济深、黄琪翔等。以后任教广东大埔中学，百侯中学、海南岛琼崖农业讲习所等校。就任惠阳糖厂植蔗股股长3年。抗战胜利后，曾任台湾花莲港糖厂厂长，台湾糖业公司农务课副主任。又任教南京建村农学院及无锡匡村中学教务主任，扬名中小学校长，江南大学农学院农场主任兼教授等职。解放后，蒙受冤案。直至1976年9月平反昭雪，出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在任教园艺学及制糖植物时期，曾引进日本白风水蜜桃到无锡种植，对猪丹毒及猪瘟进行预防接种。著有《甘蔗与甜菜经济价值之比较》等学术论文多篇，刊入《东北农业》杂志。殷力农教授在江南大学任教期间，荣家在自己的私人花园—梅园内为他提供一套独立的别墅作为居宿之用，他本人有用丰厚的薪金在糜巷桥西头建造了新居并在房屋周围辟地建了桃园、苗圃和农场。为了充分利用无锡地区盛产的杨梅和桑椹、酿造果酒，专门在自宅河边建了一个40平方米、带地下室的酿酒实验室，用酿酒皿器和工艺浸泡杨梅和调制桑子果酒并一举获得成功，填补了酒文化品种空缺的一项科研成果。为了改良稻麦品种和培育水生作物，在长广溪边上的蒲墩垦建了一个农场，作为农学教学、科研的实验基地，经常约请同事和师生前来观摩、品赏和研讨。

张之彦(1895-1964)　教育家。又名张金祥，无锡东峰糜巷桥人。1924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史系毕业。1925年起，先后在浙江杭州冯氏女中、无锡县女中、武进奔牛树人中学任教任职。1928年后在无锡巨商荣氏兄弟创办的荣巷尚德小学、公益中学当校长，兼任无锡县教育局督学。住夏家边荣氏老屋，与荣德生为邻，关系甚密。1947年，由荣德生之子荣一心出资创办江南大学后，荣德生诚邀张氏出任江大文学院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通史》等课程。张氏一生热爱教育事业，解放前曾集资创办了糜巷桥小学，亲任校长。张光等人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1964年3月因患胰腺癌不幸病故，享年70岁。家乡人民至今依然怀念这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的老前辈。

糜巷桥，过去是个农桑发达，水陆交通方便，人民勤劳勇敢，物产丰富，人口稠密，耕读传家，读书识字的人较为集中的地方，人们崇尚文化，关注教育，让我充分感悟到故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一个年少离家退休回的老人来说，它是我的根。故乡难忘，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

要问故乡今何在，现已建了大学城，江大北区在我村。

要问村人今何在，逝者坟迁龙山顶，今人移居湖东境。

　　　　　　　　　　　　　　　　　　　　　　　　　　　村人张光谨记

　　　　　　　　　　　　　　　　　　　　　　　　　　二○○四十月十八日于上海

　　　　　　　　　　　　　　　　　　　　　　　　　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于艺康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