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面积为2400平方公里，位于杰克逊湾的低丘之上。登机返回上海之前，我们在悉尼歇脚。登高望远俯瞰整个城市，突然间我明白，为何早年的菲利普船长如此青睐悉尼。悉尼位于两个地理区域──坎伯兰峡谷(Cumberland Plain)和康士比高原(Hornsby Plateau)之间。坎伯兰峡谷比较平坦，略有起伏，横卧于杰克逊港西南。康士比高地是海港北部的高地，海拔200米(656英尺)。悉尼具有较深的腹地，更加难得的是，海岸线蜿蜒曲折，形成了大大小小多处的港湾海滩近百处，真是不可多得的“Bay Area”。加上悉尼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海岸，气候宜人，夏不酷暑、冬无雪霜，日照充足，雨量丰沛;这里有山有水，植被丰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悉尼建城始于1788年，以菲利普船长率领的首批英国殖民者在悉尼登陆为记。正式宣布悉尼建市为1842年，据说是以英国当时的内务大臣悉尼子爵的名字所命名。

　　城市的记忆

　　今天的中央商务区就是当年英国殖民者和早期移民登岸后，逐步建设发展起来的。我们沿着伊丽莎白大街和佐治亚大街漫步，寻找城市的记忆。这里保留着早年的各种历史遗存，议会、立法委、市政府、医院等当年的标志性大楼完好无损地保持着早年的风貌，这些建筑物都以暖色调见长，土黄色或砖红色的，对称庄重、古朴大方。相对于欧洲豪华繁复的风格，这里的老建筑相对简约明快，更讲究实用。我以为也许在建城初期，一切从零开始，就经济基础和工程人才而言，都不具备精雕细琢的基础。可这些早年建筑的修缮工程却带有欧洲的遗风。瞧，那一幢正在修缮之中的老建筑，脚手架外围的围幔够讲究的，上面竟然喷绘着建筑物外装效果图，非常精美靓丽，与另一侧裸露的外墙相对称，既体现建筑文化，又不失为修缮工程方上佳的广告。让我想起十几年前访问伦敦时，也见到的类似的手法。各种现代风格的建筑更是林林总总。街边那些私人住宅的设计不拘一格，可能业主本来就来自于不同的民族。这些民宅绝不与邻居雷同，完全按照业主的构思而建造，活脱脱就是《民居设计》博物馆。

　　在这里，各种肤色的人种摩肩接踵。二战后，大量欧洲、中东、东南亚的移民涌入澳大利亚，其首选居住地往往是在悉尼。悉尼外来移民按人口数量以意大利人居多，其次为黎巴嫩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华人和越南人。近20年来，华裔居民大量增加，目前在悉尼地区的华裔人口约占10%。悉尼的唐人街离我们落脚的宾馆非常近，照样是以餐饮、礼品店、小百货和小旅馆为主业，大陆店主和台湾老板之间能够和谐共处，他们的店面相邻相近。从发型和服饰上揣摩，很多华裔老人显得比较落伍，他们至今还穿着当年从国内带去的衣裳，估计有的人始终未能融入悉尼的现代社会。餐馆里总能见到打工的中国学生，看样子有的刚从国内过来，干起活来笨手笨脚。难怪啊，在家衣食无忧，一切由父母包办，可到了这里就要靠自己了。祝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多学些本领，以后回国发展。

　　“Darling Harbor”的名称听上去很浪漫，我更多地看到了她作为悉尼发展缩影的一面。她被译为“达令港”，又因为“Darling”是情人之间的昵称，所以也被称为“情人港”。“Darling Harbor”位于悉尼市中心的西北部，距中央火车站2公里，并和唐人街相近。它不仅是悉尼最著名的旅游和购物中心，也是举行重大会议和庆典的场所。“Darling Harbor”的名字其实是取自新南威尔士州第七任总督雷福·达令(Ralph Darling)之名，早先与“情人”二字毫无关联。1815年，随着蒸汽磨坊的开张，这里由港口发展为工业区。可以想象当年各种船只运载着原材料和工业产品，进进出出达令港。为了连接市区和港口码头，必须建桥。19世纪中叶，“Pyrmont Bridge”还只是座木桥，桥身不可能建得很高，由于船只通行的需要，她被设计成平旋桥，旋体骨架由钢铁材料建造。至19世纪末，此桥再次扩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平旋桥，全长369m，其中可旋转部分长49.6m，当大船需要通航时，中段桥体可以旋摆九十度打开，此时行人被拦在两头，等候桥体回旋合拢，故也称之为“断桥”。算起来，那位伟大的总工程师Percy Allan参与建桥时，还不足三十岁。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座由电力驱动桥面旋转，控制水陆两相交错通行的大桥。至今两段固定桥面上仍保留着早年建造的旋转栏杆，尽管栏杆上部的木质已经腐烂。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认定，此桥是澳大利亚国家工程地标(National Engineering Landmark)，并以铜牌镌刻为记。现在横跨达令港的“Pyrmont Bridge”已禁止汽车通行，成为一座专供游人使用的步行桥。桥上架有单轨观光车 (Monorail) 轨道，乘坐单轨观光车可以欣赏达令港全景。上世纪中叶，随着悉尼港区工业的衰落，达令港又沦为一个荒芜破落的死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庆祝悉尼建城暨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1988年)大典，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复兴计划，达令港被改造成为庆典的主会场，从而恢复了她的勃勃生机。

　　沿着Pyrmont Bridge走向码头的那一侧，我们看到了移民纪念墙，上面镌刻着早年移民和家庭的名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其中有不少中国人的姓氏，如Zhang, Chen，Lin，Liu, Zhao, Ho, Zhu等等，他们的姓氏写法多以中国大陆所规范的拼音为准，让我感到现代中国的强大和勿容置疑的影响力。“移民墙”上还引用了外裔移民撰写的传记或文章中的经典段落，其中也有华裔作者留下的精彩文句。悉尼是全球多民族移民共同建设的成果，今天，悉尼依然是移民选择的热门。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我们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是印巴人，一路上我和他聊天，知道他于七年前从孟加拉移民到澳大利亚。他说：孟加拉实在太拥堵了，我想到澳大利亚来呼吸新鲜的空气。他白天上早班，为公司处理一些电子商务之类的业务，下午有时间接回上小学的女儿。住在悉尼的出租屋单元，每周租金高达379澳元，他必须再找一份活，才能养家糊口，于是就当上了星期天出租司机，再说职业司机们也需要轮换着，每周休息一天。这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新移民，他娴熟地查阅安装在车上的电子地图，准确地找到我们预约的宾馆，没有欺生绕路。他很热情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介绍宾馆周边的交通和商业网点。但愿所有的移民都能在这里平安、惬意地生活着。　　切开的桔瓣

　　到了悉尼没有不看悉尼歌剧院的道理。悉尼歌剧院坐落在悉尼港的本勒龙角(Bennelong Point)，无疑是20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已成为悉尼市的标志性建筑。我们从悉尼大桥上远眺这座造型独特的大剧院。南半球的冬季时阴时雨，出门时还带了雨伞，可是途中渐渐出现了蓝天白云。当我们走上悉尼大桥的桥头时，明媚阳光下的歌剧院洁白无瑕，其造型既像扬程启航的风帆，又像张开大嘴准备进食的贝壳。从空中俯视悉尼歌剧院也许并无多少美感，可是大大小小错落排列的贝壳组合，造成了步移景换的视觉效果。我真是孤陋寡闻，原以为悉尼歌剧院前方是一片非常宽阔的海湾，现在离她很近，才知道原来本勒龙角处于内湾，并非直接面向大洋，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迷人风采。

　　悉尼歌剧院从构思到1973年正式落成，历时20年左右，2007年6月28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听说悉尼歌剧院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构思兴建，1955年起公开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至1956年，共有32个国家233个作品参选，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Jorn Utzon)的设计作品最终脱颖而出。其实当时Jorn Utzon对远在天边的悉尼一无所知，他从小生活在哥本哈根海滨渔村，他的灵感大多来自于生活。按他后来的解释，设计方案中那一瓣瓣壳体，既非风帆，亦非贝壳，而是切开的桔瓣。但是他表示，对别人所诠释的前两个寓意也非常满意。正是丹麦人丰富超强的想象力、天真浪漫的秉赋，使他的设计击败了两百多个竞争对手，被评为第一名。其实当他寄出自己的设计方案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现实版的“安徒生童话”将在南半球上演。

　　原先建造经费预算仅为两千多万澳元，可最终耗资超过1亿澳元才完成了建造。不仅是经费严重超预算，更因为承建单位一时无法将设计大师的构想落实到结构设计、工程学计算、材料与施工之中，承重墙体根本无法支撑巨大的壳体所增加的分量，只好推倒重建;阴晴无常的天气影响施工进度，这项工程停停打打，拖延了十几年才结束。不过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原初的设计中并未详细说明壳体的精准结构与尺度，这些壳体未被赋予几何学上的矢量定义，人们如何将曲面按照准确尺寸分解成小块贴面构件呢?据说这是一项建筑学上很有历史意义的挑战，从那时候开始，建筑师们被迫学会了用计算机编程，进行有限元分析，来解决结构上异型构件的准确放样。终于，那造型优美的贝壳形屋顶，有了 2194块弯曲异构的钢筋混凝土预制件作为构架支撑，并以钢缆相互牵牢拉紧。壳形屋顶上覆盖着105万块奶白色菱形的小瓷砖，皆由瑞典专门烧制。走近细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菱形的锐角和钝角的度数可以逐渐改变，正是尺寸上微细的变化过渡，使得放样后的每一个大贝壳都能准确地呈现出设计时的三维结构。尽管每块瓷砖都是奶白色的，但在阳光照耀下，接缝处却显出浅黄色的，这使得游人很容易看出菱形拼块的纹理，感悟到立体几何的美妙。当我转为观察建筑物墙体部分，看得出，带有拼凑和改造的痕迹，有的局部略显粗糙，可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对这座地标式建筑物的欣赏。我甚至注意到，悉尼歌剧院周圈那伸出水面的步行道，是用石砾与混凝土预制成的大块面板，其棱边得到了圆润化处理，牢牢地铆在支架上，而且每个面板之间留有大约1公分的缝隙，以便于拍打上来的海浪尽快地流回海里，不至于腐蚀地面。这比起我们不假思索地用木板搭成栈桥，过不多久就因腐烂而再次重修，要高明得多。听说歌剧院内部的设施也十分壮观，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入内欣赏。

　　悉尼歌剧院建造初期，Jorn Utzon驻扎在悉尼，监督工程的进展。艺术与工程之间如何沟通磨合始终是个问题，设计大师与当地主管部门、施工单位之间常有意见分歧，沟通上的障碍使得这个主设计师中途离开了悉尼。十七年之后悉尼歌剧院终于建成，可Jorn Utzon再也没有来过，不仅没参加悉尼歌剧院落成典礼，澳大利亚甚至以歌剧院职工集体邀请的方式让他来到悉尼，为他祝寿，都被他婉言谢绝。晚年的他只是在遥远的哥本哈根，通过电子视频了解他想知道的一切。因悉尼歌剧院的杰作设计，Jorn Utzon获2003年度普利兹建筑奖。2008年11月，Jorn Utzon在丹麦去世，享年90岁。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丹麦设计大师，在他生前始终没能够亲眼看到“Utzon童话”变为现实。老人倔强的个性、出奇的淡定，招致世人对他的各种猜测和评论。但他在晚年时表示，自己并不怨恨澳大利亚，说：“那只是一种教育，我的一生不曾怨恨任何事情。”

　　今天的澳大利亚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对于这个接近76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领域而言，实在是“人烟稀少”。这片辽阔的大地上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待开发。可是好些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却认为，要维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上澳大利亚只能容纳一千万人，可现在已经达到两千三百万人，这还了得，必须收紧移民政策。不管那些学者如何危言耸听，对我们而言，人口大国和资源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极为重要，我们也应该为此做些小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