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方鸿渐的鸿渐与围城这两个意象正好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非常无奈非常悲悯的人生意象。关于《围城》的理解，也可借用钱钟书的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加以对照。钱钟书在《管锥编》里面还有一段话：“人之生世若遭抛掷”，即人活在世上就像造物主随意把你抛掷在人间一样，没有什么规律可言。钱钟书论述的存在主义式的“人之生世若遭抛掷”的困境，其实也是方鸿渐所感受的人生困境。他只能体会到随风抛掷的那种滋味，即使身处人海之中，内心仍然感到孤独，好似始终处于苍茫大地之上，感到内心无处散发的哀怨。所以这样来理解《围城》，会发现另一个画面：《围城》不是一件游戏之作，而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现代的经典作品。看起来在写方鸿渐、但是笔触指向的不是方鸿渐一个人，而是整个人类的存在。钱钟书把方鸿渐放在整个现代中国的语境当中，立足在现代中国的土壤，展开人生反思。正是有了这样的立足点，有了这样解释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才说方鸿渐看起来非常平庸、非常普通的人生漂泊经历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和象征性。《围城》写了方鸿渐、李梅亭、高松年、汪处厚等等一群人物，他们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困顿在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围城”的世界当中。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钱钟书小说的结尾讲到家里那只老祖宗传下来的自鸣钟不断地打：“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当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小说最后一句说道：“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在物理世界当中，时间是不断流逝的，没有任何变化的。但是在小说人物世界当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围城》的序言里，钱钟书讲过：“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的《围城》并没有我们原来理解的只是一部插科打诨、擅长反讽幽默叙事的简单的文学作品。在这样反讽叙事语言背后包含的是他对整个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
《围城》在大陆沉寂很多年之后，八十年代突然因一部同名电视连续剧走红。因为一部电视剧的播出，使他成为大红大紫、带有文化英雄色彩的形象，这个现象的本身也包含了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在《围城》之后，他只写过《百合心》。他曾经讲过，《百合心》丢了，虽然很遗憾。但是丢了也好，自己可以保留一个顽固的信念：“我如果能把它写完的话，可能会比《围城》写得更好。”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百合心》真正写完的话，按照钱钟书的个性和在《围城》中展现的对人生嬉笑怒骂无情地剖析，大概会惹上更大的麻烦。所以钱钟书在五十年代以后放弃文学创作，转向纯学术研究，对现代文学史来说也许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对钱钟书本人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三、钱钟书的话语空间
在一般人的眼里，钱钟书首先是一位作家，没有《围城》就没有这么巨大的知名度。但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作家的钱钟书只能说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而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却是一个经典大师。如果没有学术上的成就，作为作家的钱钟书在文学史上不会有太大的地位。因为有了作为学者的贡献，《管锥编》也好，钱钟书也好，都成为中国文化永远的经典。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管锥编》对中国十部典籍的解读，看起来是读书笔记，一则一则的片段，没有系统，但这些片断不是随意而为的。在中国学术史上打通中西的学者挺多，从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开始就试图打通中西，但从来没有人能够像钱钟书那样以一种非常宏阔的视野和一种非常强烈的当代性把整个人类文化都看成自己阐释的对象，打破学科界限，打破中西界限，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的研究无非一点--寻找中西共同的诗心和文心。这个所谓诗心文心，就是指中西文学共同的规律。所以他曾经将他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打通”。他的“打通”一是指中西文学、中西文化界限的打通；二是学科的打通。《管锥编》当中不仅有文学、也有历史、哲学、思想史、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民俗学等等；三是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打通。对他来讲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著作，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平等看待，绝对不会认为文学作品就低人一等，学术著作就高人一等。因为坚持打通的立场，所以他可以自由穿越不同学科，穿越中西之间，把以前大家赖以生存的各种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全部打碎，让整个知识话语、思想话语、文学话语都以一种片段化的方式，呈现在整个学术空间中。他的作品就像狂欢，话语的狂欢，各种各样的学术话语、思想话语、文化话语都在他的著作中，自然生发出它们的内在联系。这样的境界，一般学者达不到。这不仅需要不同学科的训练，更需要一种超常的眼光和立场。很有意思的是，钱钟书这种治学方式，打破所有学科理论界限、解剖各种体系的努力，恰恰引发了很多质疑。这里我们谈两个问题——片段思维和思想空间。
一是钱钟书的片段思维。钱钟书《读/< 拉奥孔/>》里有一段比较经典的话，是说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演绎周全的哲学体系、思想体系，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体系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保留下来的都是那些精彩的片段。这就像一个非常庞大的建筑，一开始很辉煌，但是若干年以后就倒了，那些砖瓦虽然还能用，但整个建筑不复存在。他认为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连篇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是懒惰粗浮的借口。这是我们认识和评价钱钟书著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片段思想的高度重视。可是有意思的是，好多评价钱钟书的人好像故意忽略他有意说到的这种片段思维，反而不断指责他，包括李泽厚和刘再复。他们认为钱钟书的著作非常零碎，不成体系，在思想文化史上，没有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那样有影响力。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在于用自己所熟悉的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来考量钱钟书这种非常独特的片段化思维方式。连他们这样大师级的学问家也有这样的想法，这就不难理解普通读者会有那么多误读。要真正理解钱钟书的片段思维，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片段思维背后正好代表了我们现代思维方式由逻辑学范式向现象学范式的转变。这种很重要的现代转型只有在钱钟书的著作中我们才看到了生动的实践。通过这种实践，我们看到了中西文化、中西文学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还是局限在那种传统、严密、系统的思维基础上，这种汇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二是钱钟书的思想空间。很多人批评钱钟书只会做学问，没有思想，因为在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面临很多现实的压力，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找到自身在社会上的合法性。我们回顾一些文化英雄的形象，像陈寅恪、顾准等，他们不是因为学术贡献受到大家的推崇，而是被大家当成精神的象征、行动知识分子的象征。换句话说，90年代以后，大家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是看这个知识分子有没有思想，是不是一个行动知识分子，是不是能够抵抗世俗，是不是能够坚持自我。所以，以此标准判断，钱钟书就只会做学问，只会以一种知性化的方式来做他很尖钻的学问，并没有多少思想。钱钟书的人生态度比较特别，他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开会，不参加典礼，一般人很难见到他。即便做了社科院副院长，他也只用此身份参加过两三次活动。曾有武汉某学校请他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或者题个词，他回信说：这个会议不用搞，请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这样的事情不做也罢。今年钱钟书诞辰100周年，中国社科院和无锡市政府本来准备联合江南大学一起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因为杨绛先生坚决反对，所以改为中国社科院单独在北京举办一个纪念性的学术会议。包括人家对他研究，钱钟书也是持强烈反对态度，所以在钱学研究方面，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80年代风光一时的学者刘晓波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钱钟书与他的学问》，文中咄咄逼人地讲：钱钟书有独特的方法吗？没有！有全套的思想吗？没有！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和人文关怀吗？更没有！刘晓波的这些反问很有代表性，很多人都认为钱钟书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认真看钱钟书的著作，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他迷人的地方恰恰就是很好地兼任了一个学院知识分子和一个精神审视者的双重身份。钱钟书对现实社会是始终怀着深切的关怀的，尤其是对很多现实问题，他陟罚臧否毫不留情，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比如《管锥编》，这本书看起来是学术性的，其实社会与历史，人生与现实都蕴藏其中。要知道，这本书写在七十年代，当时他写的时候没有准备要出版。我们把这部著作与文革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会发现，其实他很多话都是言外有意，都是要借他人话语来抒自家情怀。比如他感叹人情无常、世事冷暖；论述政治中无骨肉情，势利之交古人羞之；还写严刑逼供等最早的出处等。钱钟书为什么要在这本学术书中把这些有着强烈现实性的东西有针对性地揭发出来？其实他就是想借评注古籍来抒发对现实的批判。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既有对人世人情的透彻理解，也有很形而上的哲理思考，当然更有对现实的政治批判。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读过《管锥编》，没有读过他的政治批判，当然无法对他作出公正的评论。我想，我们即使不可以说钱钟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至少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独立的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着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学者。
四、钱钟书的当代意义
第一，钱钟书的知识结构对当代作家的影响。我们经常说《围城》是一本学者小说或者学人小说，其实这个说法不科学。钱钟书对学者学人很不以为然，而对文人充满了感情。他曾经说小说家三言两语就可以点明一个学者连篇累牍的论述。所以，我们与其说《围城》是学者型小说，不如说是知识性文本，因为它包含了大量的知识性话语。在钱钟书的作品中有很多精妙的学问，又有很多小说家的手法，两者相得益彰，在20世纪文坛独树一帜。这对我们当代作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当然很多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像余华，叶兆言等都注重了阅读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也希望作家可以学者化。
第二，钱钟书的世界视角对当代文坛的影响。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了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判断。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成就非常明显，超过了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但这样一些作家作品，包括莫言、余华、王安忆、格非、贾平凹等的作品，放在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的演变脉络中，当然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地位，可是一旦把他们放在整个世界文学脉络当中看的话，马上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整体水准跟外国文学、世界文学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海外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看法绝对不只把它放在一个纵向的中国文学发展的演变脉络当中，而是肯定把它放在一个横向的大的世界文学网络当中来探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大卫·达姆罗什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何谓世界文学》。他的基本思想是：世界的全球化在文化上有巨大的难度，但至少在文学的层面上，整个世界的文学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每个国家的文学都应该放到这个网络中来考量，来加以评判。所以按照达姆罗什的观点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出现。而钱钟书的那种世界视角，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因为钱钟书讨论任何一个问题，始终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始终把人类历史文化、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阐释对象。90年代以后，大陆文学界曾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过于追求叙事性的创新，追求一种语言的游戏。这恰恰对当下世界产生了一种疏离，或者说缺少了一种起码的敏感，这就导致90年代大陆文学的内涵越来越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自己小说的时候，总觉得没有外国小说那么过瘾。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当代作家缺少钱钟书这种世界性视野，缺少对整个世界文学的认识。这一缺失必然带来他们在写作技巧上、在对一些普遍性问题的思考上产生一种隔膜。
第三、钱钟书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贡献。钱钟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和而不同”。他把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东西都放在一起，让他们自由对话，平等对话，在丰富的文化现象中彰显自身的价值。尤其是他把中国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当中来彰显自身价值，这是他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非常重要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钱钟书在他的著作中已经作出了和而不同的深度实践。面对这种多元主义的时代，在当下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如何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发出中国的声音，钱钟书应该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季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