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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无锡国专的历史侧影

发布日期:2011-05-25  来源:人文学院 桂秋  

无锡国专(学校先后曾有无锡国学专修馆、无锡国文大学、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无锡中国文学院等不同名称,简称无锡国专)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现代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担任国专校长三十余年,在顺从世界潮流、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无锡国专所培养学生的绝对数量不多,却保持了极高的成材率。三十年来,培养出了如唐兰、吴其昌、蒋庭曜、王蘧常、魏建猷、蒋天枢、钱仲联、王绍曾、朱星元、王桐荪、郭影秋、吴天石、鲍正鹄、马茂元、冯其庸、陈祥耀、杨廷福、陈征、周振甫、汤志钧、范敬宜、姚奠中、曹道衡等一大批文史研究领域及其它领域的优秀人才,在解放前后我国的文科大学或者是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科系中,基本上都有无锡国专的毕业生,且多是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至今仍嘉惠学林。当代著名学者陈平原在他写的《中国大学十讲》一书中,曾将无锡国专和北京大学、解放前的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及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相提并论,列专章予以介绍,书中说:“作为教育家,唐文治有眼光、有胆识、有信心,其独力支撑很不时尚的无锡国专,为二十世纪中国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值得尊敬与同情。”

许多年来,人们一提起无锡国专,大多推崇的是这个学校办学特色之鲜明,以及她的成材率之高、培养的人才之多等等。但是,笔者这几年中深入研究无锡国专的历史,却对她在三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所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波折磨难坎坷艰辛,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惟其是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以无比沉潜坚韧的精神坚持办学,且有大的成就,才使这个学校的价值意义,得到更进一步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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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21日,无锡国专举行了一个简朴而隆重的建校十五周年纪念暨十五届学生毕业典礼。在请到的众多来宾中,有一位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字惕生,他与唐文治是南菁书院的先后同学),他对唐文治和无锡国专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国专为唐蔚芝先生,艰难漓造,在风雨飘摇中,奋斗已十五年。国家未予注意,深为抱歉。该校学风之淳朴,恐非国内大学所能企及;即牛津剑桥,或亦瞠乎后矣。详阅此次毕业论文,国学造就,殊为可惊。最可注意者,唐蔚老所揭讲学宗旨,曰正人心、救民命,何等伟大。”

正当人们都沉浸在校庆的喜庆气氛中时,校长唐文治的心情却和众人有所不同。作为一校之长,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十五年来,无锡国专走的是怎样一条艰难而坎坷的办学之路。这一年的6月20日至22日,《新无锡》分三次刊载了唐文治所写的《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文中描述了无锡国专办校十五年来“飘摇风雨,拮据卒瘏”,尤其是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经济上屡陷艰难困窘之境的情状,其中特别提到了三次“可悲而可纪念”的难忘经历:

第一次是在1924年秋季,时值第一次江浙军阀战争爆发。期间,无锡百姓深受戒严、失业、拉夫、封船之苦,备遭加捐、增税、筹款、催饷等额外负担。在此动荡、艰难的处境下,唐文治与国专诸教习率学生弦诵不辍;但因其时汇兑不通,几至绝粮。唐文治乃移用溧阳周仁寿所捐助的、准备用来印行自己所著《人格》一书的资金二百金,才得以暂时解决了师生的吃饭问题;

第二次是在1927年。这年3月21日,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进驻无锡。此后不久,无锡县行政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教育委员上任后,随即着手进行教育改革。而作为改革的一项内容,便是下令解散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于3月29日提出辞职,学生们相与哭泣,摄影留念之后,星散而去,当是时“马腾于室,粪污于堂,书籍零散,薪木毁伤”,停课近三月之后,才因时局又一次变化,而重新得以恢复;

第三次是在1932年1、2月间。当时上海发生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犯的战事,即“一二八抗战”。因受沪战影响,无锡国专各教授寒假后已齐集,而学生因水陆梗阻,到者不及半数。教授冯振、朱文熊等人互相激励,照常开课,并自愿只受半薪;而另一位教授钱基博更是连半薪也不受,纯粹是为学生义务授课。

除了这三次令人难忘的艰难经历外,唐文治在文中又说:“若夫经济之艰窘,有更难仆数者。”无锡国专在1928年9月以前,一直未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办学经费主要靠对学生的适量收费(包括书籍费和膳费)和地方士绅的赞助来维持。批准立案后,学校被定性为一所私立的专科学校,实际上是当时各类高等学校中规格最低的一等;虽有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拨款,但十分有限。基于以上原因,整篇文章中都充满了一种“忧虑无时可释”的悲凉凄怆的心情。

办学之路如此备极艰辛,使人“忧虑无时可释”,但并没有销蚀掉唐文治先生的坚韧意志。在《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他对无锡国专日后的进一步发展作了精心擘画。作为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便是学校的易地重建。无锡国专原处学前街学宫左侧,校园面积极为狭小。1935年,国专用校董捐资和办学节省下来的经费,在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先后购置了四十余亩的土地,以作新校园之用,并于该年十一月举行了新校址奠基礼,又于1937年3月23日举行新校址植树礼,唐文治在植树礼上作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中国太平”的祝辞。新校址的地是买下来了,但建筑新校舍的费用为数甚巨,仍然没有着落。于是,在1936年前后,无锡国专一直在为筹措建筑新校舍的经费做着积极的努力。例如:唐文治曾致函蔡元培,请求其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建筑费;广州学海书院创办人陈济棠曾为无锡国专筹建新校舍而“慨捐千元”;钮永建到无锡后,也曾向记者承诺“本人此次回京,当报告中央,命教部加以扶助,决于最短时期内,使太湖新校舍落成”……

在校庆时印行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纪念册》中,收录了一张由无锡籍著名建筑设计师江应麟设计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舍设计全图》。在这张设计图上,国专新校园东依映山路,西临五里湖,校园中教室、图书馆、大礼堂、操场、办公室、膳堂和教职员工及男女生宿舍等一应俱全。显然,这张设计图承载了国专人对未来学校景象的美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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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了人们美丽的梦想。

1937年10月6日,日寇飞机轰炸无锡火车站一带地段,无锡百姓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损失。不久,因形势日紧,无锡国专决定转迁湖南长沙。这是一次一路与死神相伴的、惊心动魄的转迁。唐文治后来曾在《王君慧言家传》一文中描述一路上的情景:“……余雇小艇四,与眷属、生徒蜷伏其中。道出武进、丹阳,飞鸟之音,照明之弹,吾民号哭流离之状,震耳、刿目、怵心。抵京口,寓大华旅馆。登英公司德和轮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离愁万端。过芜湖夜,忽舟中人惊相语日:‘铁鸟在樯上回旋矣!’于是灯火尽熄。数时始去。抵长沙未旬日,忽同人竞相告日:京口之大华、英公司之德和俱被炸矣,死者二千余人。闻之惶骇。”

1938年3月2日,无锡国专师生由湖南湘乡再次转迁广西桂林,一路备尝艰险,加以交通阻塞,师生渐渐散失。行至湖南株州时,只剩下校长唐文治、教师陆修祜、工友高福与学生袁步祺、沈令生、虞念祖、奚干城等数人而已。又值隆冬严寒,唐校长乃于旷野中命学生席地而坐,自己则朗诵起了《诗经·何草不黄》中“匪咒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一章,老夫子朗诵时声泪俱下,诸生听后莫不为之动容。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的情形还在继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因战局危急,无锡国专又先后由桂林迁移至广西北流村山围县、北流县萝村、桂林穿山、蒙山县文尔村,最后又重回山围村。

除了时常的劳苦奔波之外,另一大问题是办学经费的极度竭蹶。抗战期间,无锡国专的办学经费上常常落入到山穷水尽、几乎难以维持的地步。下面是1944年3月,无锡国专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呈文中的一段:

本校于二十六年以前,财政部每月经常补助二千元,全年二万四千元。按上月桂林《大公报》之物价统计,现时与战前相较,平均为二百五十倍。若依此数计之,是本校补助费每月应为五十万元,全年应为六百万元。而本校去年蒙钧部赐拨补助费为四万元,另文书专修科四万五千元,财政部补助二万四千元(尚欠八千八百元),全年共得壹拾万零九千元。以去年物价较战前增加一百倍计之,所得补助尚不及百分之五;若以目前物价计之,更不及百分之二。再以征收学生学费言,在战前每学期每名为四十元,现在每学期每名收米一石,以抗战前每一石米八元计之,仅为五分之一……今抗战胜利日益接近,而生活之指数亦与日俱增,所望于社会人士之资助实难继续持久……

笔者曾两度到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去查阅有关无锡国专的档案资料,其中有厚厚两大卷宗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里面大部分都是像上面这样的无锡国专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要求增拨经费的呈文,而这些呈文除了偶尔会略有成效外,大部分时候得到的批复都是“碍难照准”、“所请一节,未便照准”。

但是,无论是辗转流离也好,经费竭蹶也好,都没有动摇国专人坚持办学的决心。每次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哪怕只是先借了一两间简陋的民房做教室,里面马上便会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专桂校的师生又经历了一番辗转奔波,于1946年6月复员回无锡,同年9月24日,无锡国专校友会代表张寿贤、唐兰、侯堮、王蘧常、蒋天枢、金仞千、蒋庭曜、王震、陈千钧、严济宽、张敦品等十一人,联名呈文教育部,请求将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改为国立国学院,以“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树植学术特立之风声”,但教育部的批示只有六个字:“所请应毋庸议”。显然,一直到这时候,作为一所私立的专修国学的专科学校,无锡国专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公正的待遇,办学极其困难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改善。1948年10月,因通货膨胀、粮价暴涨,无锡国专学生面临断炊之虞。学校备函并派员至无锡县政府,请求予以协助、解决困难而未果,学校乃再致函县政府,称“经决议罢课请愿,虽历加劝导,惟饥火中烧,势难遏止。深恐因此而引起不良后果,致影响社会秩序”,最后总算借到五十石米,才使国专学生暂时渡过了眼前的难关。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当年7月,经苏南行政公署准予备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正式改名为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1950年5月,无锡中国文学院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无锡国专这颗“国学天空的耀眼流星”从此不再在天际闪耀。

且说抗战胜利后,国专桂校复员回无锡,曾经担任过国专教授兼校务主任的无锡籍著名文史学者钱基博先生,特撰《唐文治先生创设国学专门学校之宗旨》一文,发表在无锡的《江苏民报》上,文中说:

……戎马转徙,未尝一日废弦诵;艰苦同尝,而无一人出怨言;此其坚贞蒙难,咸有一德,仁之至,义之尽,岂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脉于西南,而实以续如缕不绝之国命……苟非我国学专修学校之问学思辨以牖启国性之自觉,必不能以维持民族以不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之亡,国以何保!而必自来学诸生居仁由义以无负唐先生之教,而表现自觉之生活,然后有以树人纪,而吾中国四千余年根深柢固之教化,乃不终归于无效……

这不仅可以看作是钱基博对国专师生在抗战八年中迁徙流离、苦难备尝而坚韧卓绝、弦诵不废的精神的一种高度评价,也可以看作是对无锡国专坚持办学三十余年所体现的价值意义的一个总结。

桂秋(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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