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和董桥，一个祖籍福建永春，一个是福建晋江人；一个早年留学于美国，一个多年治学于英国伦敦大学。两人同根同源，又都有一段漂泊经历。余光中和董桥的散文都表现出文化乡愁，但二者志趣却不尽相同。

读余光中的散文，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个游子发自灵魂深处的复杂而微妙的思想和情感。在《高速的联想》中，余光中带着读者驾车在新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奔驰，在高速中体验着生命，但结尾却呼的一纵，“更大的愿望是在更古老更多回声的土地上驰骋，中国最浪漫的一条古驿道应该在西北……甘州曲，梁州词，阳关三叠的节拍里车向西北，琴音诗韵的河西孔道，右边是古长城的雉堞隐隐，左边是青海的雪峰簇簇，白耀天际，我以七十里高速驰入张骞的梦高适岑参的世界……”在《逍遥游》中，他写到，“当我怀乡，我怀的是大陆的母体，啊，诗经中的北国，楚辞中的南方！当我死时，愿江南的春泥覆盖在我的身上，当我死时。”充满了浓烈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在《地图》一文中，作者游离在“旧大陆”、“台湾岛”及“新大陆”之间，感到心被撕裂的痛楚，他将自己无以排解的文化矛盾通过形象的比喻揭示出来，新大陆是情人，台湾岛是妻子，而旧大陆则是母亲！他的散文，似乎有一个规律，不管谈论的是什么话题，最终笔锋一转，总能回归到“中国”、“乡愁”这样的主题上。他的文化乡愁是无处不在的，他善于引用中国的经典名句，他乐于营造古典的中国风，充满了激情和浓烈的爱国怀乡的气质。

余氏散文有激情，而董桥掩饰了激情，把自己对文化的痴恋藏于文字背后。

　　董桥的语言平实中带着难以捉摸的华丽，既是一种文化品格，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他的散文以静观的态度表现对人生的感悟，表达他的文化乡愁。

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在海外的人，先是印尼，后是台湾，又去英国，再回香港，董桥也许对大陆没有太多真切的印象，但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的心底蕴藏着深深的文化情结。他的文化乡愁藏在一本书中：“这既然是一本关于《红楼梦》的书，这既然是吴世昌的东西，这本书的扉页上既然有一帧王南石写的悼红轩小篆，我没有理由让它沦落在伦敦一家旧书店的书架上，我没有理由让伦敦的这个混蛋书商轻易拿‘悼红轩’开玩笑”（《觅书偶记》）。一本书寄寓一段文化感情。他的文化乡愁藏在《我们去吃猪脚面线去》，当年求学台南的董桥，深夜睡在木床上想家哭了，睡在上铺的同学悄悄说，“走！到圆环吃猪脚面线去。”吃猪脚是闽南风俗，四五十年代的香味，留香留味到现在。董桥的乡愁，并不一定让你愁断肠，并不一定让你觉得沉重，但平静的背后必然蕴含深意。董桥的散文大都篇幅比较短小，属于“短小精悍”一类，需要多读几遍，多多思考，方能会意。有趣的是，董桥在他的散文《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中说道，“《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的《总序》由余光中执笔，文字蛮顺，说理叙事也还清楚，一点没有他过去散文那种忸怩的‘骚’味。这是余光中的进步。”这篇在谈不放洋屁问题的散文，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余光中散文唱高调的嫌疑。

同是去国怀乡，同是文化乡愁，为何二者的志趣如此不同。究其原因，我想有以下几点。首先，二者的生长环境和背景不同。余光中生于南京，自命江南人，经历抗战，流亡苏皖，辗转重庆，南下厦门，之后到台湾、到美国。早期的启蒙教育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四书五经，儒墨道法。一开始，他的根就在中国，脉搏里流动的是中国的血液。哪怕日后怎样漂泊，心灵的最终归宿终究是东方，是大陆。董生在闽南，长在海外，本质上他是一个在海外长大的人。后来就读台湾成功大学，他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阶段在台湾，台湾大学给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多于西方的东西。而对他启示最大的是在英国的那六七年，他买西方的旧书、读西方小说，他开始接受西学的熏陶，真真正正接受西方文化。他的观念深受西方的影响，他的散文创作自然就少了几分浓得化不开的稠密的深沉，多了西学中的哲思眼界和胸襟。其次，是二人的性格所致，虽都带有文化乡愁，却指向不同的方向。余光中的性格中有温婉多情的一面，也有刚健强悍的一面，前者出自江南的濡染，后者更多承传闽南的血统。董桥则清淡平和，温和安静，低调奢华，他有英国人那样的绅士风度和贵族气质，造就了他为人处世的品格和品位。性格导致创作时的着眼点不同，作品风格也不尽相同，理所当然，文化乡愁也韵味不同了。

一种乡愁，两番韵致。余光中和董桥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他们的作品于读者而言无疑是心灵上的一道饕餮盛宴。（林丹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