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玉祁镇上的这条小街长不过百米，是风貌普通的江南民巷。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小街里却走出了众多的名人：薛暮桥、孙冶方、薛明剑、秦古柳、薛佛影……。现在，他们的故居在街道两侧紧密相连，成为当地人引以为豪的人文景观。
无锡的钱氏是著名的江南望族。城外的七房桥村，曾是钱氏家族的聚居地，钱穆、钱伟长、钱俊瑞、钱临照、钱令希等大师和从钱氏家族走出的多位两院院士使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蜚声中外。
因紫砂壶和竹海闻名于世的宜兴，同时又是“教授之乡”、“院士之乡”和“书画之乡”，诞生了5位书画大师、22位两院院士、30多位大学校长。周培源、蒋南翔、徐悲鸿、吴冠中等名家大师无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蔚为壮观的人才群体，让人们有了这样的疑惑，吴地江南究竟是怎样的一方圣土，何以从古至今，人才辈出？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顾恺之笔下的江南，不仅有清秀的山水，也是文人墨客心中的一片精神乐土。
大江之南，山温水软，人杰地灵。
江南，曾经是春秋时期吴国统治的核心，人们也称此地为吴地。在古代，坚实的农副业经济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作为鱼米之乡的吴地江南，普通人家经常把余粮做成小吃，松软甜糯的糕点，曾是人民生活富裕的标志。小吃的原料是江南盛产的稻米和农副产品，在农业立国的古代，粮食生产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有着天下粮仓之称的江南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支柱，因此就有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
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谚语：“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描述的是公元4世纪初，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间，匈奴不断的侵犯，扰乱了北方的政权和人民生活，而江南吴地则是难得的世外桃源般的安定之地，北方人对南方的憧憬引发了史称"永嘉南渡"的大移民。历史学家谭其骧统计，仅永嘉年间北方迁往南方的人口就达90余万，占到北方人口的1/8。
江南不仅是平民的避难之所，也成为士族和知识分子营造的文化中心。受到日益浓厚的文化气息感染，江南人家最朴实的生活理念被浓缩成一句家训--“耕读传家”，悬挂或雕刻在门楣之上。读书被视为和耕种同等重要的事情，成为家族世代兴旺的保证。
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每逢周末就有一些低龄的孩子来到这里跟随老师诵读经书。师生一起陶醉于读书的乐趣之中。孩子们读书的东林书院，兴建于北宋，是当时江南理学的传播中心。明朝时候东林声名颇盛，讲学议政、视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精神便是从这里弥漫朝野。今天，这里仍然延续着读书育人的传统，这些孩子们的课余读物，在古代却是读书人不可不读的著作。
饱读诗书，是古代读书人体现其学识的重要标志。读书不仅为学习圣贤知识，也是寻求个人发展、改变人生际遇的重要手段。
自隋唐兴起到清末废除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近一千三百年，它既是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读书人实现“学而优则仕”梦想的必经之路。考生需要经过由地方到中央设立的层层考试，还要在这样不足一米见方的考舍内度过九天，考试复习，生活起居都不得离开。在今天看来不乏残酷和可笑的事情，却是当时万千学子金榜题名幸事的开端。
这幅魁星点斗图，由“正心修身、克己复礼、鳌斗”十个字组成，在科举考场前可以见到它的碑刻，据说如果考生能看出隐藏在图中的十个字迹，便有望金榜题名。
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共有596名文状元，吴地走出的状元就占到总数的20%以上；明朝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仅苏州一府就有8名，占全国比例近十分之一。清朝的114名文状元中，江苏一省就有49名。新中国一共产生了1390名两院院士，江浙两省的院士总数达564人，占40%以上。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特别是明清以降，吴人在科举这一文化大战中总是每每取胜，逐渐形成了一种培养优秀文化人才的良性机制。在创造科举奇迹的同时，吴地社会同步建立了许多文化坐标。
吴地不仅人才辈出，从群体特征看，颇具飘逸的、桀骜的才子气息。这位古人称不上美男子，却气质飘逸，清高自傲，风流倜傥；他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在明代的“四大才子”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他就是江南最富传奇色彩的文人唐寅、唐伯虎。唐伯虎名列明代四大才子之首，他的诗书画号称吴地三绝。但他的知名度似乎更多来自“三笑点秋香”传闻轶事。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却并非靠着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而名扬天下。
唐伯虎作为一个读书人，曾把考科举中功名视为人生价值的体现。才学横溢的他以乡试第一名解元身份前往南京参加会试，当时街头巷尾盛传新科状元非他莫属。但是，这次南京之行却成了唐伯虎人生一落千丈的重要转折点。他被诬陷参与科举舞弊而锒铛入狱，等待他灾难还不止于此。父亲、母亲、妻子、妹妹先后死去，孑然一身的唐伯虎，又遭遇了科举冤狱，与李白“散发弄扁舟”的孤傲抗争一样，唐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落魄的唐伯虎变得对礼教章法不屑一顾，他笑傲江湖，醉意书画，卖字换酒，放浪形骸，体现出文人才子的洒脱情怀。
以唐伯虎为代表的古代吴门才子渐行渐远，但他们的形象似乎已经定格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如梅如竹，既馨香孤傲、柔情万端，又宁折不弯、铁骨铮然。吴门才子，就是这样才情兼备、儒雅浪漫，清峻秀逸中带着狂傲，灵动聪慧中不乏稚拙，多才多艺更似乎浑然天成，这似乎已经成为吴地才子贯穿古今、一脉相承的共同气质。
1990年，在全国热播的电视剧《围城》，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一位现代吴地才子的极大兴趣。作品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既正直又软弱，既精明又不谙世事，既入世又玩世的知识分子，虽然才气横溢，却终于成为那个时代的“零余者”。许多人都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总会烙印着一些作者的个性特征，那么，《围城》的作者钱钟书与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这位伏案写作的老人便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相比那个无心致学、留洋数年只买个假文凭了事的方鸿渐，钱钟书却是一位真正的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鸿儒。
钱钟书出生在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颇为知名的国学大师钱基博。也许因为家境的熏陶，钱钟书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一生钟情于书籍。他不仅喜好文学，博览群书，涉猎范围也广博而活泛，且不乏深度。在他身上，感性和知性水乳交融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幽默通俗、文采斐然的小说《围城》与精深严谨的学术巨著《管锥篇》，竟这样出自同一人之手，着实令人称奇。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子，而且是一个“狂才子”。还在清华大学念书的钱钟书就曾放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得了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率真书生气的性情和恃才傲物的才子风范，成为“吴门才子”的鲜活注解。
这种才子风范与庸常世俗格格不入。有位英国女士读了钱钟书的书，仰慕其才华反复求见，而钱钟书的答复竟然是“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那就够了，何必非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很少有人能够窥探到钱钟书的内心世界，对于一个不写自传，不出全集，不见记者，大隐于市，却又个性鲜明、光彩夺目的文人，钱钟书身上无疑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息。人们对他左手右学的崇拜和敬佩，不论称其为大学者或是大作家，似乎都没有“才子”这两个字更入木三分。
如果不是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特意绕道费城探望这位百岁老人，许多人对顾毓 这个名字还会感到陌生。其实，顾毓 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罕见的才子--一个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学博于文，业精于理”，这是别人对顾毓 的评价，顾毓 是著名的机电专家和教育家，也是多产的人文杂家。他一生创作了众多话剧、小说、散文、诗词和音乐作品，集剧作家、导演、诗人、音乐家于一身，吴地才子多才多艺的特征在他身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学者诗人教授、清风明月劲松--是顾毓 的自我评价，也是对吴地才子群体秉性的概括。综观历史，弃武力以智慧取胜、舍死板而以灵动见长的特征已经成为吴地知识分子的共性，而这种贯穿古今的人文气质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根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山温水软的土地与吴地才子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人杰与地灵之间到底是一番怎样的关系？
太湖，是吴地最大的一片水域。长久以来，它被视为吴人的精神家园和吴地文化的源泉。吴文化常常被视为水文化，而太湖是水文化的代表性物象。在吴地，长江、运河等水系与太湖共同构成了吴地的水乡特色。吴人衣食住行中的蚕桑丝绸、稻米鱼虾、城和村、桥和船，莫不与水息息相关。
老子说：“上善若水”。
孔子云：“智者乐水”。
“水”的自然特性随物赋形，灵动善变，顺应时势，温润通达，可进可退，柔中有韧，以柔克刚，涨落有序，盈枯有时，流转不已，灵活变化……。吴人性情中的细腻多情、温柔浪漫、聪明灵动、活跃机敏正是水文化在人才特色上的真实体现。人们在与水世界的互动中，也获得了认识世界、感悟人生的重要启迪。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养育了吴人灵活善变，善于观察、审时度势，把握机遇，随时调整自我的长袖善舞性格，而这种文化性格对后世吴地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早在3200多年前，吴地先民接纳了三让王位、南奔梅里的泰伯，并尊其为吴人的先祖，因势利导和乐于变革的人文精神已经有所彰显。春秋时期，常熟人言偃远行鲁国向孔子求学，成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学生。学成回到江南的言偃，一生致力于传播孔子学说，被后世称为“南方夫子”，开创了吴地求学之风。魏晋之后，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在南北方文化、中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吴人再次展现出顺应时势、善于吸纳、兼容并蓄的水文化特征。日益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对文化品味的向往，共同促成了诗意江南的诞生。
中国诗性文化中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北方的诗性文化，以齐鲁文化为代表，比较关注政治，关注伦理。儒家的诗教就是用诗歌来教化、规范、引导人。江南的诗性文化则不同，生活的富裕使得伦理教化的要求不那么迫切，人们在娱乐消费中追求一种快乐而诗意的生活。
江南地区以舒适、情调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超越了以温饱、平庸为代表的生活和思想制约，人们的生活空间也变得情趣盎然、韵味深厚。具有才学修养的人被视为高居社会前沿和能够引导生活潮流的群体，因而受到社会的尊重和青睐，社会风气也变得崇文重教。
北宋的《吴郡图经续记》首次将学校列专章介绍。到了南宋时期，范成大撰写《吴郡志》时，学校章节位列卷四，其位置已经列于官宇之前，由此可见教育在吴地的重要地位。今天的无锡碑刻博物馆，是当年的县学遗址，在这里保存着许多记录吴地办学的历史。《无锡县儒学题名记碑》上，镌刻了明朝万历年之前无锡历届县学教谕的姓名。教谕，即是今天所说的正式老师。把老师的名字刻碑传世，由此可见尊师重教在吴地的蔚然风气。
清末，吴地经济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工商实业转变，这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从1898到1923年，无锡共创办了各类新式学校达369所。越来越多的吴地工商业者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成为推动近现代教育的坚实力量。荣氏兄弟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从文人自省修身，到民间尊师重教，从精英人士的使命感到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吴地孕育出的教育家和学者群体，像中央大学校长顾毓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许智宏、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吴地重视教育的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江南才子，曾是对吴地知识分子的最佳标注。若要对吴地的人才辈出进行诠释，从正心修身到读书仕进，从激扬性情到学以致用，从文化兴邦到为国育才的思想沿袭便是其核心根源。
从无锡东林书院激荡起的古老声音，在今天有了新的回响，吴地世代传承的树人育才传统也融入了新的理念和内涵。当年由近代工商业家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今天已经成为新时期教育的典范，在这里，颇具特色的专业、灵活的办学思路、积极进取的姿态、治学以用，以用促学的学风，正是对吴地文化笃学尚行传统新的诠释。
在这里，新时期的莘莘学子，正用自己的学识和尝试重新构建着“才子”这一词汇的内涵。务实求真的社会价值观和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的个人价值取向，正激励着更多新型人才的成长，而他们，也将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坚实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