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叶兆言在与余斌的对话集《午后的岁月》中说过：“我中学毕业是1974年，文化程度非常低。我想中国最没文化的一代人，就是比我大三四岁，然后到我为止的这一代。”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才是一个“最没文化”的人，从小是父母亲教会我怎样做人，但他们本身都没读过多少书，所以没有什么“家学渊源”；我是1966年进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正好与十年“文化大革命”相始终，在小学和中学时，不是在搞“停课闹革命”，就是在工厂分校、农村分校锻炼，所以更谈不上有什么“幼功”。有的只是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文学的爱好，但却求之靡途。中学毕业后，按照当时长子可以进工厂的政策，被分配到无锡无线电四厂当了一名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了无锡教育学院中文专科班。当时“文革”甫告结束，劫后重生，百废待兴，学校的校址在文化宫旁，校园面积仅有一二十亩大，记得刚入学时，教室的许多窗玻璃都是碎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有任教的老师，都倾尽全力于教学之中。毕业二十年后，我们班的班长徐忠宪学长，曾撰文描述老师们各自的风神：“胡治华老师讲现代文学课是那样生动，富有激情，仿佛一双巨大的手推着我们踏进文学的殿堂；钱树棠老师、张永鑫老师讲古代文学课是那样根底深厚、功力扎实，引导我们汲取五千年悠久文化的营养；唐再兴老师讲文学课是那样轻松幽默，不经意间的评点却闪亮着睿智的火花；周福昌老师的古代汉语课、翁佩芳老师和陈祺生老师的现代汉语课，清晰准确，让我们这些说汉语的青年懂得了本民族语言的构造和规律……”现在，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对我来说，有些记忆已经模糊或者淡出，但有些场景却永远深嵌于脑海之中：胡治华老师每过一段时间，便会在课上对我们进行一番激情洋溢的鼓励督促，如果恰逢精神稍有懈怠之时，听后便会思欲发奋振起；胡老师生病了，同学们相约一起去探视，进门却见他将同学们现代文学的作业摊了满满一床，正在精心批阅。钱树棠老师课上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但后来读书得知，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任教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钱树棠老师与后来成为当代著名史学家的严耕望先生是其门下最得意的两个弟子；钱老师上课的渊博精深固不待言，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钱老师让我们背诵《离骚》、《报任安书》等古代诗文长篇名作，这对我们这些平均年龄偏大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但每一个同学都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完成。记得当时曾作了一首不入律的打油诗《背书谣》，以纪其事：“欲成真名士（注：《世说新语·任诞》：‘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敢不笨鸟飞。梦中犹叨念，撞树问阿谁。锁眉入卷中，开颜得滋味。相见但戏言，谓君能倒背。”老师严格要求，做学生的会感到有些辛苦，日后却觉得受益无穷，所以毕业后每次老师同学相聚，同学们回忆起往事，说到情动之处，便会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向老师深鞠一躬。
当时的办学条件虽然简陋，但学校和系科学校却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办法，尽最大努力为我们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以使我们更好地进德修业。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我们却有幸听到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学术讲座，至今还能记起的，有作家秦牧，文艺学家朱彤，戏剧家陈瘦竹，美学家王朝闻，红学家吴恩裕，学者徐复、赵国璋、吴小如等；无锡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金开城先生及夫人屈育德先生更是为我们开设了完整的“古代文学要籍解读”和“写作”两门课程，这些课程和讲座使我们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提升了专业素养。秉承古代学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学校组织我们进行浙东游学活动，一路经行之处，有王羲之、陆游、秋瑾、鲁迅的家乡绍兴，茅盾的家乡乌镇，郁达夫的家乡富阳……自此以后，“浙东游学”变成了无锡教育学院中文系的一个“传统节目”，后来拍摄的专题片《浙东游学纪行》参加全国大学生电视片竞赛，获得了三等奖。
自恢复高考至今的中国高等教育三十年的历程中，一提起77、78两级学生，人们一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概括起来，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历尽艰辛多年后重获读书机会，无比珍惜；二是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知识饥荒后被激发起的巨大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三是这种缘于热情和兴趣的读书，更多的是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而非是出于一种纯粹功利化的目的。因为历史的原因，班里的同学彼此之间年龄相差很多，一些“老三届”的同学，年龄已在三十岁上下，甚至有的孩子已进小学读书，于是出现了晚上灯下父母与子女一起读书做作业的奇特的景观。至于我，则只是一个入学时二十岁还不到的小学弟。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学莫便乎近其人。”这里的“人”既是指贤师，又是指益友，而班里的这些年龄大我许多岁的学长们，便是我的一个个“益友”，两年中，在学业上给了我极大的提携帮助。回想起来，当年学习生活中的许多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我们在现代文学课上讨论“伤痕文学”，下课了还意犹未尽，在吃饭时、在宿舍里还在激烈地争论；我们事先得知书店恢复供应古今中外名著，连夜一起去排队，结果到第二天九十点种才买到，造成了一次“集体旷课”，老师知道缘由后却并没有责怪我们，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买到的书有《古文观止》、《稼轩词编年笺注》、《艰难时世》、《高老头》和《悲惨世界》第一册等；我们到中学里去实习，同一实习小组的同学之间进行反反复复的集体备课和试讲……这样的一种纯良的风气，并没有随着我们的毕业而消歇，而是变成了一种源泉，沾溉着我们的一生；而在内心深处，母校便成了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作者刘桂秋现为江南大学师德标兵、文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