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道出了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江南大学脉系可追溯至1902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几经更名、扩立、发展，金陵典学名盛九州，桃李天下。今天的江南大学已经跻身全国高校五十强，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早年那些世纪贤德、博硕先师，为我校建立全国首个食品科学与工程、发酵工程、粮食工程、油脂与植物蛋白工程等博士点，发挥聪明才智，做出无私奉献;更离不开今天一大批杏坛园丁的辛勤耕耘，他们师承权威、治学严谨，勤勤恳恳地耕耘在教学第一线，深受学生崇敬与爱戴。为更好地秉承传统文化，交流教育思想，本报辟出专版，陆续刊发即将出版的江南大学文化书系《良师轶闻》文章，希望广大师生、校友能够从中获得榜样的力量。同时也欢迎大家撰写身边优秀教师的故事，向宣传部投稿。
101岁的导师王鸿祺教授前几天离开了我们，走得很安祥、很平静。从钱桥回来的路上，王先生的若干往事如同片片花絮逐渐浮现在眼前。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善待学生;他为人正，是非分明，诚恳守信;他意志坚强，处世达观、乐于奉献;他为人师表;桃李天下，深受爱戴。作为他的嫡系弟子，我们有责任把他的点滴故事写出来。
渡过难关 百岁正寝
王鸿祺教授，年轻时就是佼佼学子，他于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农业化学系。1947年至1953年曾在贵州大学任副教授。解放初，王老师出差贵州内地，住在一家小客栈的楼上。当时楼下还住着进山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战士，有一天，一位战士整理枪械时，不小心造成步枪走火，瞬间子弹穿过地板，竟然不偏不倚射到住在二楼的王老师的大腿中，顿时，他血流如注，几乎晕死过去。当地刚刚解放不久，势必缺医少药，情况十分危急，王老师被送去抢救，县医院为了保全他的生命，无奈之下只好截去他的一条腿。部队给予他“残废革命军人”待遇。王老师的镇定、豁达使他渡过难关，后来他与上海假肢厂联系，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一条铝合金的义肢。这条义肢陪伴他六十多年。王老师凭借义肢，拄着拐杖，继续开展他的学术研究，继续走南闯北，推进他的工程化课题。真没想到，王老师少了一条腿，从此后身体却无大恙，多年体检的结果都还正常，这与他一生科学养生，乐观豁达，积极进取，心态阳光，很有关系。当年他遇到如此惨重的大祸，又有谁能想到，王老师却健健康康地活到101岁才寿终正寝。
他的长寿在无锡当地也是出了名的。市委、市政府经常派人来看望，百岁之际，江苏省省常委、无锡市委书记黄莉新还专程带王老师家中向他祝寿。我们问起他长寿的秘诀，他说：我比较乐观，把子女带大后，现在孙辈也有出息，特别是一个孙子在美国宇航局从事技术工作，他非常拔尖，是我最大的欣慰。我把孙子抱着一个、牵着一个第四代的照片放在我的沙发对面，每天看着他们，我感到很幸福。
身先士卒 推动创新
王老师于1953年至1958年任南京工学院副教授，后随迁到无锡轻工业学院任副教授、教授。1960年他曾获全国教育文化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参加了改革开放后首次全国科技大会。1979年7月至1981年12月，他肩挑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工业系主任的重任，每天按点上下班，处理繁杂的公务。同时他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在科研教学第一线。王老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他主编《发酵生产设备》、主审《发酵工程与设备》等全国统编教材，1978年受聘担任轻工业发酵专业通用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青年教师的成长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科学技术人才，为国内发酵工程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老师是酒精蒸馏工程的权威。上个世纪60-70年代，我国的酒精蒸馏设备仍然沿袭苏联佬大哥的设计体系，采用十分保守的公式计算酒精蒸馏塔的理论塔板数，泡罩式精馏塔的塔板往往多达几十层，蒸馏过程能耗超高，塔体的整体重量大。考虑到当年苏联的酒精发酵原料主要是土豆，而我国南方地区的酒精发酵原料主要是干薯片，王老师针对我国国情，对酒精蒸馏设备进行重新计算和设计。他思路开阔、创新不断，先后设计过斜孔式塔板、筛板式塔板、浮阀式塔板等。70年代中期，他设计、研制出一种波纹浮阀塔，试图大大降低塔板数，提高蒸馏效率。他亲自组成产学研结合的团队，驻扎在无锡玉祁酒厂，研制安装小型模式化波纹浮阀塔。县级酒厂的条件十分简陋，蒸馏试验车间里靠近蒸馏塔的温度高达55℃，王老师经常拄着拐杖，来到试验场地，因为他无法盘上旋梯，只能仰着头指导学生们进行实验操作，讨论即时测定的数据。他和学生一样在工厂的食堂用餐，尽量克服各种生活中的困难，尽量不让学生们多为他的饮食起居操心。功夫不负有心人，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他设计与研制了浮阀波纹蒸馏塔及膜式蒸馏单体设备，有关设备在江苏、四川、内蒙等地推广应用，曾获江苏省科技成果三等奖、轻工业部科技三等奖。
我们是王老师的研究生，师从他开展新型生物反应器的设计与应用。当时他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但在专业领域依然很活跃，名气也很大，仍然能争取到许多科研经费，创新性设计研发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记得那时实验室刚装了电话，王老师离开实验室后，还常常在晚上10点多打来电话，问这问那，了解实验进展情况，我们一群学生都戏称：老先生又查岗了。甚至有一次我们研究室有一个项目在苏北中试，他当时正在广州开会，晚上10点多了，他打来长途电话，询问有关中试进展情况，事后心想幸亏还在现场，能马上说明一二，不然在乃师电话前，就不好交差了。
他的家里堆满了外文书，常常和我们讨论某些学术权威的观点。有一次已经晚间九点多了，他还在实验室和我们几位研究生一起亲手安装一套实验装置，并讨论其工程原理。老先生虽然年纪大，腿脚又不方便，但工作热情一直很高，他就是这样常常身先士卒，亲自动手，用实际行动感染、敦促和教育我们年青一代。接着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作为国家“七五科研攻关”专题项目的主持人，完成了“黄原胶生物反应器的研制”，该项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专家主持的项目鉴定，获得了国家原轻工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说到这一段，许时婴教授从美国传来邮件，她说：“惊闻王鸿祺教授已故世，对他非常怀念，我为不能最后与他告别而感到遗憾。他对我们食品科学的发展也很有功劳，1985年我刚从美国回来，王教授来找我，希望我参加他的国家85攻关项目“黄原胶生物反应器的研制”的部分内容(黄原胶的分离提取及其在食品中的应用)，感谢他的器重和支持，一回国就有项目任务和经费。项目攻关的五年中，我们完成了任务，还结识了不少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感谢王教授，他不仅给了食品科学组的发展机会，也促成了黄原胶应用于食品，并推动了我继续研究其他类型的食用胶、食用胶之间相互作用、食用胶和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在食品各领域中的应用。”
乐观豁达且头脑清晰
老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入党，届时已是古稀老人。他时常跟我们谈起旧中国的没落，被新社会所取代是必然的。虽然文革期间他也吃了些苦头，但从未听到他发过任何一句怨言。我们反而认为他出身解放前山东的大户人家，有几句埋怨的活也很正常的，但一句也没有听到过。从不怨天尤人，这是他最大的优点。
他关爱学生，那些他喜欢的弟子的名字总是记得很牢，直至他百岁之年，大家为他祝寿，他都能清楚地叫出各位的姓名，甚至弟子夫人的姓名。有时他找不到弟子的通讯电话号码，就很着急，千方百计通过他人寻访联系。他喜欢下中国象棋，下围棋，经常向那些比他年轻得多的退休老同志、老领导挑战，而且往往还胜券在手。
他心胸坦荡、思路清晰、思维敏捷，对时事也颇为关心。他退休后我们时而去他家中探访，妹妹与我们大谈国际形势。谈中国的发展，谈“钓鱼岛”，谈借鉴美国强国之路。他经常提到“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他坚信中华文明终究会胜过西方文明，在全球造成更宽广的影响。就在老人家大限前的10多天，还和我们谈起南海、东海的保卫战，他认为，中国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训，值得深思与借鉴。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无力回天，他说：“看来我人生的这一出戏快要唱完了。”他要保姆将家中最好的点心，最好的龙井茶拿出来让我们品尝。难道这就是他要与我们告别的一种形式?这位智慧的老人、坦荡的老人、正直的老人，幸福的老人，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作者皆为江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忠贵 瞻小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