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8日，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专业委员会指导，江南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江苏党风廉政建设创新研究基地、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首届中国廉政与治理“太湖论坛”在太湖之滨——无锡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等廉政理论研究专家10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会议探讨了廉政新常态的内涵、现状、特点和规律以及治理路径等，深化了对廉政治理理论的认识，促进反腐败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传播，对于新时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布局具有积极意义。会议集中展示了高校廉政研究智库的学术精神、学术责任、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平，凝聚了全国高校廉政研究中心的智慧和力量，促进了廉政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发挥了廉政研究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

●三大反腐败新常态：高压反腐、改革或制度反腐、国际合作反腐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建明教授通过文献回顾和讨论分析，认为在十八大到二十大这个时期内，共有高压反腐、改革或制度反腐、国际合作反腐三大反腐败新常态。但同时，任教授强调法治反腐或依法反腐还不能成为一个新常态，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的法治建设还处在推进过程之中，法治的发展程度还有限，还不能为反腐败提供足够的法治条件。第二，一些专家提及的网络反腐、透明反腐，甚至没有提及的充分依靠群众反腐，也都不能成为新常态。网络反腐并没有那么重要;透明反腐和依靠群众反腐等方面有积极变化，但还不足够。

●内地公务员系统“人治”或“权治”特征比较明显

香港城市大学公婷教授团队通过对香港355名高级公务员和内地366名高级政府官员的两次调查，以法治观念、个人的价值观与组织需要、工作场所中的各种关系、组织中的矛盾冲突、公务员系统与公共利益、改革倾向等为测量指标体系，对内地与香港公务员行政价值观进行比较研究，得出香港与内地的公务员系统之间存在异同：在香港，公务员体制行政能力高，规章制度深入人心并受到尊重，因而进行颠覆性变革的可能性小;公务员尊重所属的局和部门，认为所属的上司是贤德的，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之间极少存在分歧。严格遵守规程，这些规程或多或少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韦伯式的科层制日趋僵化，抵制某种变革会导致抵制所有变革。在内地，公务员系统是试验性的、不固定的，其特征会随着杂乱无章的改革而变化。对公务员来说，这意味着相比于香港，内地的公务员系统发展不完善，“人治”或“权治”的特征明显;要求新上任的官员具有改革创新能力，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以上的特征。与香港公务员相比，内地公务员对组织归属感较少;更有可能选择辞职，组织内更容易产生冲突，更愿意接受来自组织外的意见，他们偏好更有效且更持久的规章制度。

●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有助于降低基层腐败程度

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倪星教授团队采用腐败程度测量的新方法和新数据，将分析聚焦于市级层面，借鉴治理理论多元主体的分析框架，从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个维度来重新检验腐败发生的机制及其应对策略。运用LSDV模型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经济发展速度有助于抑制腐败的发生，经济开放程度有助于降低政府县处及以上层级的腐败程度，FDI有助于减少乡科级及以下层级的腐败发生;政府财政规模显著地增加腐败水平，财政分权有助于缩小腐败规模，提高公职人员工资水平有助于降低乡科级及以下层级的腐败水平;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有助于降低县处级及以上层级的腐败水平，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媒体的发展可以降低腐败水平。

●严明纪律是反腐败的必然要求

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李斌雄教授团队对当前党的纪律建设形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将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廉政纪律、群众纪律作为衡量湖北省纪律建设形势的主要指标进行数据统计，最终得出湖北省近两年来重点整治了工作纪律、廉政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四项纪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对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人事纪律、道德纪律查处力度不够。

●中国反腐败斗争正处在两个转型的关键期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毛昭晖主任立足于反腐败发展阶段和中国法治建设现状的视野，提出了中国反腐败斗争正处在两个转型的关键期：从治理对象划分，从以治标为主向治标与治本并重转型;从治理方式划分，从权力反腐为主向权力反腐与法治反腐并重转型。而如何推进法治反腐，应当依托于两个转型的前提加以全面展开。实现两个转型首先处理好“法治与民主”和“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两大关系。

●反腐新常态的意义在于改变原有政治生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庄德水博士认为，反腐新常态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正风肃纪、打虎灭蝇，刷新反腐数据，而在于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态，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辟新路。一是反腐新常态是权力结构合理化，需要一个契合政治顶层设计的权力结构，保证反腐触及权力体系的核心，扭转权力配置关系和格局，切中腐败行为的要害。二是调整利益格局，利益格局调整是一种结构性力量和功能性力量，能够改变社会公众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能够影响社会公众对反腐工作的理解程度和共识程度，赋予社会公众更多的自主权利和选择权利，让反腐措施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合作，让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受到更多的制约。三是重构政治生态，用法治观念取代特权观念，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让社会公众真正成为政治主体，有序地参与民主监督、社会管理和政治建设，进而由权利认同过渡到政治认同。

●建构建筑市场“廉洁岛”

清华大学邓晓梅副教授对建筑市场“廉洁岛”问题进行研究，借助于透明国际所提出的“廉洁岛”理念，提出以建构建筑市场“廉洁岛”作为工程建设领域反腐败的工具，并对中国建筑市场“廉洁岛”的四大构成要素：诚信业主联盟、基于工程再担保的建筑市场大数据信用平台、基于工程再担保的建筑市场大数据信用平台、工程腐败的持续监控与评估系统进行分析，提出打造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工程再担保建筑市场大数据信用平台运营主体、在政府主导下打造“诚信业主联盟”，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社会共治体系，奠定建筑市场“廉洁岛”的运营主体与治理体系。

●反腐败肯定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好处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兼执行首长郭文纬提出反腐败肯定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好处，可以让经济投资环境更加公平公正。香港ICAC成立后首要任务是用3年时间压减集团式腐败，目前中国打击腐败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并介绍了香港群众参与反腐经验。“我们建立了24小时报案中心，市民一起合作反腐败，查案线索怎么来?像‘表哥’，老百姓会很快举报过来。”在专业反腐机构方面，他认为要形成更强威慑，内地相应办案人员还应增加。

●创新基层纪委查案工作体制机制

无锡市纪委赵建聪副书记认为，要创新基层纪委查案工作体制机制路径，第一，需要引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使基层纪委查案工作符合其工作规律，体现出较高的独立性、权威性;第二，落实好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为主，辅以具体的保障体制与机制作支撑;第三，改变基层纪委领导来源、考核、升迁等制度，充分保障纪委人财物资源的配置与安排，保障纪检工作的相当独立性;第四，构建查办案件内部监督机制，着重查办查信办案过程中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充分发挥反腐败领导小组的作用，基层纪委应主动召集本地区公安、检察、法院、审计等部门，召开反腐败领导小组会议，分析本地区官员腐败情况的特点与走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第五，加强对查案工作的严格管理与考核，加强办案工作信息化建设。

●建构立体式反腐败“CSO体系”

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江南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玉生教授分析了廉政新常态条件下创新反腐败制度体系，提出制度自信是前提和基本原则，建构以文化(culture)、制度(system)和组织(organization)为三个维度合围形成“笼子”即立体式反腐败“CSO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全面梳理现有制度、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建立健全“阳光法案”、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和健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