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明，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大豆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吉林大学、陕西省农业科学院研究院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大豆领域的研究，研究基因功能的专家，是证明代谢调控，谷氨酸受体和PII蛋白存在于植物中的最早发现者之一。在氮代谢和氮信号传导的相关研究中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论文。在过去的几年中，领导的课题组的研究成功获得5项美国专利，这些研究发现分别发表在JBiolChem,NewPhytol,PlantCellEnvi－ron,PlantCellPhysiol,PLoSOne,BMCPlantBiol等期刊。近年来，主持了一项大型的大豆基因组研究项目，将三十一种大豆资源进行重测序，证明野生大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论文在NatureGenetics以封面形式发表。
中国粮食供应与食品安全问题中国在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在粮食供应方面，耕地和水源问题是导致粮食供应短缺的两大原因。我国的耕地供应存在着不足和不好两大问题：一方面，虽然中国幅员辽阔，但人口众多，人均的耕地水平，一直以来约为世界的一半，在耕地供应上存在着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中国的耕地质量并不高，通过中国土地资源部的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一级土地资源（能够种出高产量作物的土地）只占有41%，在我国许多低温区如黑龙江北部、青藏高原等，土地温度不定，一天高一天低，土地无法积温从而导致农作物不能正常生长。此外，不论是在沿海还是内陆，盐渍化一直是侵扰土地质量的问题，该问题产生的自然因素是海水倒灌，人为因素是中国人自身的种植方式导致田地盐渍化，古人有云：“肥水不流外人田。”意思是说好东西不留给别人，在广东地区，水都是流向田地中间，导致水流将盐带进来继而蒸发，厚厚的盐渍留在田中，将肥沃的黑土掩盖在下面，影响了作物的生长。
水源的问题也是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的一大因素。淡水是极为重要的水资源，中国农业需约70%的淡水，工业需淡水约20%，城市建设需淡水约3%，淡水资源关系着国计民生。中国平均人均淡水资源大约为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然而，我国的水资源存在着稀缺和分布不均的问题，由于降雨不均，中国东南部降水充足，西北部降水较少，土地广阔但极为干旱；并且，中国的河流主要是从西向东流，上游的河流流经干旱的黄土高原并且受到冰封，水流稀少，加重了西北缺水的问题，中国的土地荒漠化问题逐年凸显。
改善中国的土地荒漠化问题有以下几个方法：第一，是使用农药，比如肥料，中国的肥料使用量从2002年到2009年间，从2900万吨增加到3700'万吨，但是其中使用了氮肥，氮肥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含氮的气体，利用率低，造成巨大的能源损失。为此，我国开始进行相关方面的整改，联合国把2016年定为“豆科年”，因为豆科类作物可以减少氮肥的使用，它不仅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还有很好的固氮作用，将无机的氮转化为有机。中国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使用和种植，取得了优异的成果，相信在未来，肥料一定会被逐渐改进和替代。第二，节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水资源已经越来越少，举例来说，泊油路使地面平坦、交通方便，但却影响了地下水，使其无法进行水循环，阻碍地面水汽蒸发。第三，不合理的灌溉方式———漫灌田地也导致了水资源的浪费，滴灌技术是解决该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通过管道在根部滴出水来，根部便能完全吸收。除了滴灌，还可以通过覆膜来减少水分的蒸发，达到节约水资源的目的。
其次，在食品安全方面，常规的问题主要分三个: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是微生物，食品变质就是微生物的原因，这些东西可以致死；第二，是有毒的东西比如毒蘑菇，同样可以致死；第三，是化学污染，即农药兽药残留等常规问题。在追踪解决该问题时，建议使用国际上的方法———对每一个可能产生污染的源头做记录。在每一个可能的关口都能够追踪污染的原因，工业与农业区域的不良规划是产生污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引起国内和国际上关注的非法添加有毒的工业废物的事件的出现，中国的法律在该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食品标准与法规》，这是第一部完整的食品安全法规，内容完整且与国际要求接轨；2013年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CFDA），也是很重要的改变。如今，终端之外既要风险评估，评估风险从哪里来，怎样才能灵活地去监控，同时也要尊重市场，这样才能往所要的方向走。
国际高水平论文写作：多学科，领头人
高水平的国际论文离不开一条鲜为人涉足的研究方向:做研究时，如果这条“马路”是空的，大家便都去做；反之，涉足者则甚少。而我们就是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大家对某项研究不熟悉时，就要跳进去，跟在别人后面是不会成功的。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脚踏实地，不易言弃，这样才能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以我的个人经验（一篇文章的发表过程）为例，我进行大豆研究已经很多年了，2008年，我在美国基本完成了第一个大豆的基因测试，当时大多数中国科学家都很怕，因为对此很陌生，当大家都不敢碰的时候，我想，美国都开始做了，韩国人也在做，他们做野生大豆，为什么我们就不行？中国在野生大豆方面有一定的经验，而且我们利用中国的技术可以区分野生与栽培的差别，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去华大基因研究院询问是否能够合作，对方不仅答应了请求，而且决定负责资金方面的需求。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想要和美国、韩国竞争一下，争夺产权；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做出一番成就。2010年1月份，有关野生大豆的论文在美国首先发表，随后相继发表在中国和韩国。在此发表过程中，我们选择提前两周在《基因与遗传》上发表，韩国则将文章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网上，这也说明了，当我们有一条路可走的时候，如果同行对手实力很强，那么我们需要灵活应变，另辟蹊径。
完成一篇高水平的国际性论文，除了勇作领头人，多方位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国际性论文无论是对学术、知识，还是对语言、思想都有着高要求高标准，只有将多种学科的知识技能、思维方式相融合，才能与国际接轨。但是，自身研究的领域是有限的，如遇到瓶颈就要去请教他人，大家一起互相帮助，合作完成。这要求我们既要让对方了解自己，同时自己也应该了解别人，既要发挥自身潜能，也要善于利用其他学科的人才和资源，这样才能组成一个有说服力的团队。举例而言，2010年以前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了解较多的是粮食供应，当我向某杂志投稿时发现，该杂志其实是一本医学杂志，以医学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在粮食和供应方面，创新写稿的难度较大，为了保证投稿内容的准确性，我通过阅读书籍、请教专家来撰写稿件；为了保证文章符合外国人的口味，我们找了一个美国人将我们的英文文章修改成易于外国人阅读的英文文章。在数据运用方面，由于公认的数据库分析起来比较容易，也与国际接轨，我们便使用公开的数据；而在审稿方面，我们也谨小慎微进行三次审阅，每次都能发现很多问题。
总体来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多学科的思维方式，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且拥有成功人士的风采———努力，是完成高水平国际论文写作的重要条件。(史璐童，程洋洋，刘爱静整理)
From basic science to drug discovery
3月5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冯明钊教授以“From'basic'science'to'drug'discovery(从基础科学到药物发展）”为题，为药学院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专题学术报告。
冯明钊教授于1985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2010年凭借“癌细胞凋亡的可逆性”的发现，当选为2009年“科学美国人”（中国版）十大发明的第二名。他曾担任“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编辑、“热带医学杂志”的副主编，现任中国第一军医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山大学与广州医学院客座教授。
报告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围绕“通过基因开关治疗b－血红蛋白病”这一议题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介绍了如何从癌细胞的死亡逆转过程寻找治癌新方法。目前临床中有三大传统治癌手段：手术、放疗和化疗，而冯教授却提出了一种新概念。从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大豆中提取相关物质抑制癌细胞的死亡逆转，实验验证已达到抑制癌细胞的效果。他以“用体内生物传感器检测跟踪系统凋亡和非凋亡蛋白酶活性的复原”、“细胞生存、DNA损伤和致癌转换后瞬态和可逆的凋亡反应”、“可逆性癌细胞的凋亡”等为例，向大家提出了从基础科学到药物发现的基本问题并加以讲解。主旨发言之后，参会老师及学生与冯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冯教授详实细致的报告和深入浅出的解答，让与会师生对基础科学到药物发展的这一过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药学院 顾晓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