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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9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淮安市文广新局、淮安市旅游局、淮安市里运河文化长廊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等多方联合，在“运河之都”淮安成功举办了“2014淮安•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会议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坦诚建言，理性献策，为淮安推动运河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思路。现将专家学者观点整理成文，以期对大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有所启迪。本次研讨会由江苏淮安世界运河文化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承办。
朱炳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铜装饰艺术大师）
非常有幸能参加淮安中国大运河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淮安是运河之都，淮安有很大的运河水域，淮安人民为运河申遗作出了很大贡献。运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运河申遗一直牵动着我们民族每一个子孙的心。
在这里，我非常怀念为申遗作出贡献的罗哲文先生。当年，我们有幸赶上了运河申遗这个恢宏的历史事件，如今，罗哲文先生已离开我们两年，郑孝燮先生已经100岁。但我们运河申遗和保护的事业在不断向前发展。有一个叫李媛媛的小女孩，用3年时间，行走了运河的30多个县市、100多个乡镇、数百个自然村，收集了上千个运河人家的故事。这个小女孩的经历说明对运河保护和传承的关注已经到了“90后”乃至“00后”的手中。在他们心目中，运河已经有非常高的地位。从李媛媛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年轻人，行走在运河之路上，他们在走祖先走过的路。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以来，多少人行走在大运河上，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写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继续行走在运河这条道路上。我曾经和罗哲文先生一起在通州为罗哲文小道揭幕，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有郭守敬小道、“90后”小道……年轻人在运河上发挥出的聪明才智必将载入史册。
运河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运河与我们的民族、与城市联系在一起，非常有价值。发展是最高级的保护，我们要思考怎样在运河申遗成功后的“后申遗”时代，让运河这个活态遗产从保护的重点转移到发展上来。因为保护是已经形成的东西，而运河是活态的，它和我们一起走向现代、走向未来。正因为运河是活态的，所以它的发展与保护同样重要，我们在运河上的发展必将成为子孙后代的文物。基于此，我们要思考，应该在运河边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什么东西？能够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什么智慧的东西？不管我们在运河边上留下房地产开发、留下旅游开发还是留下我们文化的发展，这些东西必将传给子孙后代。我们应该把这种发展综合起来考虑，房地产、旅游、文化设施的开发，这些东西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起历史对我们的评价。
今天的会议很重要，通过这样一个会议，可以把运河沿线城市进一步联手起来搞发展。会议的主题很好，世界遗产的保护已形成共识，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能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能够对淮安、对运河的其他城市带来贡献。
张廷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会长）
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国际组织确认的一些保护较好、有突出贡献的遗存，真实性和完整性承载着它的价值，是它的物质形态的本质要求。中国大运河保护，归根结底，是通过真实性和完整性来保存和维护大运河遗产的价值。
在大运河申遗文本中，对于中国大运河突出普遍价值的概括和总结有四点：第一，中国大运河，是人类历史大规模的水利和水运工程的杰作。它创造性地将零散分布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区间运河连通为一条统一建设和管理的人工河流，它为解决高差问题、水源问题而形成的重要的工程实践是开创性的技术实力，是世界水运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中国大运河以世所罕见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决心和勇气，是在农业文明技术体系条件下人类难以想象的非凡创造力的杰出例证。第二，中国大运河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已经消失的一个特殊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即漕运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三，中国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延续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运河，被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列入作为世界上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是世界运河工程史上的里程碑。第四，中国大运河是中国自古以来大一统思想与观念的印证，并作为庞大农业帝国的生命线，对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针对运河文化旅游开发，我主要谈三点：一、文化是什么？做文化产业首先要搞清文化的概念是什么、文化的价值是什么，然后对其进行诠释。文化有3个基本特征：1.它是润物无声，而不是急风骤雨。2.它是广泛的，而不是浓缩的。它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有正确选择。3.文化是精神的，而不是感官的刺激。二、如何看待历史？文学的夸大化描写不是历史，尊重历史、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当今学者的使命。游戏历史、游戏文化是不可取的。三、运河文明概念是什么？做运河旅游开发，我们要搞清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同时必须注意防范3个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
章宏伟（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淮安这次会议是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很有意义的一次盛会，不过有点遗憾的是有两位对大运河文化研究与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没有参会。一位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一位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先生。单院长从2004年就开始呼唤保护大运河，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大运河的真知灼见，而邹教授对大运河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其精深的思想在学术领域影响甚大。我在故宫博物院研究故宫学，宫廷与江南是主要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大运河是宫廷通往江南的一个主要通道。大运河在明清时对中国历史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明初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利用了大运河；紫禁城的建设如果没有大运河就很难设想会是怎样，因为它所利用的石料、木料、砖瓦等都取自江南，然后通过运河运到北京。为了保证运河畅通，政府在治河过程中有众多作为，不仅建码头、设大闸，从杭州到北京的驿站就有50多处。清代康乾两帝南巡，对运河沿岸的影响也非常之大，还有外国使臣的活动也是通过运河抵达京都。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外国使者经常在运河沿岸活动。所以，我们必须深挖运河文化。淮安是因为运河成为繁华的市镇的，要做好保护就必须对地方文化加以深入全面的研究。今年与大运河同时申遗成功的还有丝绸之路，实际上正是陆地的丝绸之路与大运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又在陆地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起到了一种起承转合的作用，这恰恰是今天淮安在运河文化建设中所倡导的一种理念。所以我觉得淮安未来在做运河这一鸿篇巨章时将大有作为。
张强（淮阴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淮安的运河文化是丰富的，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使其成为“运河之都”之一，特色鲜明的漕运文化在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之后，使淮安被世界所认知。
实际上，明清两代，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以后，因淮安地处大运河的中部，就已成为交通枢纽。淮安当时有“七省通衢”之称，南船北马汇聚于此，给淮安带来了高度的繁荣。在明王朝的经营下，淮安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重镇，特别是在永乐年间在淮安设漕运总督后，淮安府遂盛极一时。到康熙年间，淮安漕运总督府是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机构设在山阳（淮安府治所），总督官秩从一品，下辖官兵有两万余人，另外在淮安又设河道总督府，负责督办全国黄河、运河堤防、疏浚工程等，当时全国行政区域共划分9个总督府，而淮安一地就占其二，可见，当时淮安的政治经济地位之重要。康熙听政后办理3件大事：一是平定三藩，二是治理河务，三是整顿漕运。这其中后两件都与淮安密切相关。经过明清两代建设，淮安成为与北京、杭州、扬州齐名的商品集散地，其繁华远超当时诸多省会城市。
淮安是文化之邦，明清两代，淮安河下中进士者有56人，有举人、贡生160多人。随着淮安人口增加，特别是巨商富贾的涌入，在淮安宿儒名士执教成为一时风尚。同时，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成就一大批文化巨匠，吴承恩、邱象升和邱象随兄弟、边寿民、罗振玉等，他们为古城淮安增添了无限风光。
淮安是中国运河城市的典型。在当代，淮安应为大运河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贡献出智慧和力量。
谭徐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水利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做运河的文化产业，我们首先要对运河的价值有正确认识。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各历史时期开凿的运河不计其数，而堪称大运河者则是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持续兴建与运用，并且不断改造而逐步形成的独立工程体系。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涵盖了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是古代中国举足轻重的交通大动脉。开凿大运河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意志对江河拥有和水资源分配权的控制。为保障漕运，运河沿线的水资源通过工程措施集中到“水柜”，实现世界上最早的水资源时空调度，也见证了不同时期集权政治下，准军队化的水运管理形态。长达2000多年的运河开凿与运行，在不同区域复杂的水文条件下，产生了中国特有的运河工程体系，它们包括世界上最早的水库和完善的坝工建筑、运河穿越分水岭和大江大河的水工——水运设施，通过大运河沿线的水源工程，河道上的闸、坝，沿岸的漕仓等，有效支撑了世界上最长距离的连续水运。因此，大运河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就是一段见证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后，非常有必要认真思考关于大运河行之有效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保护抑或发展，都不应娱乐化、游戏化。如果把大运河遗产娱乐化，对民族文化是一种伤害。淮安段大运河是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的叠加，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具有特殊意味的文化，非常值得世人留恋，我们应当珍惜。让人们体验运河，可以在主题公园引导创意、创造性的东西，而不是复制国外的内容。国外许多文化创意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最重要的经验是学习国外如何尊重文化、尊重历史。实际上，在淮安，可以考虑搞低成本的黄河、淮河、运河沧桑变化的自然史和文化史的展示空间。最后，我认为在发展旅游文化事业的过程中，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底线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的。
王健（大运河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申遗不易，保护更难。申遗成功,更使大运河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和投资开发重点。处理好运河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防止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建设、维护大运河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将是一项长期、复杂和艰难的任务。大运河保护与发展，直接与国家、沿岸省市及地级政府，与文物、交通、水利、海事、文化、旅游、城建等部门关系密切，牵涉到中央、地方及部门、商家的切身利益，申遗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为共同目标不懈努力，最终取得成功，皆大欢喜。现在，各方跃跃欲试，方显身手。应当继续遵循“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的原则，各方相互尊重，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第一个利益方是国家文物及遗产保护管理部门。申遗过程中，国家文物局考虑到大运河遗产现状、保护的复杂性，以“片断申遗，整体保护”的方式申报。将古运河作为主要的遗产点申报，既保护了主要的运河遗产，也调动了航运大省的积极性，国家领导，省市配合，各部门通力合作。申遗划定的保护区和遗产点段，对国际有承诺，必须遵守约定，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强制实施。不能坐视对大运河随意开发利用，有些倡议零保护的学者，至今强烈呼吁要求停止、或减少航运，或未真正清楚古今运河的差别和现状。其实，保护大运河航运功能，就是保护大运河文化的核心，没有运输功能的运河，只能是丧失主要生命力的遗产。
第二个利益方是国家相关部门，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在保护遗产的前提下，交通要保证航运。水利部门要保证南水北调东线清水廓道。旅游局要发展大运河旅游，划定并建设大运河文化旅游区，申遗后“京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盟”成立大会就在杭州召开，大运河沿线18个城市首次统一亮相。他们与沿线省市有很多利益的一致性。
第三个利益方是省一级。江苏全力配合申遗，投入巨大。作为运河航运第一大省，苏北运河已经超过2.7亿吨，苏南运河超过2.4亿吨，一条苏北运河的运输量，相当于德国全国的内河运输量。预测未来若干年内，大运河水运需求仍然很旺盛，水运为绿色环保，经济适用，不可能放弃黄金水道搞零保护，不可能也无必要。古今运河，都是大运河的整体遗产，但应当区别对待，城区的古运河保护大运河古代的文化遗存，今运河传承大运河的核心遗产航运功能，并保护好古今合一的原始运河风貌，不宜再做大规模扩容续建。如淮安山阳湖就应保护好原始风貌，类似在桥上建摩天轮都是不适宜的，对于一些建筑如运河之宫也不宜体量过大。
第四个利益方是地方政府。身居运河第一线，投入最多，贡献最大，期待最大。目前的遗产点和河段，大多在市区古运河，退出航运后原来的沿河风貌得到保存，在保护中发展特色旅游，如无锡的南长街、苏州的山塘街、扬州的东关街、淮安的下河镇等。更大的规划和开发项目正在进行或酝酿中。如淮安的里运河开发。许多规划、旅游、建设方面的专家学者，大多是支持的，也通过参与相关开发活动获得利益，体现价值。
第五个利益方是开发单位。先期大量资金投入，帮助政府申遗，通过土地置换、承包项目、参与开发获得收益。开发商通过招商引资，被政府邀请参加开发，也是要回报的，如果完全不让动，损失谁补偿、政府的承诺如何兑现？
第六个利益方，沿岸人民群众，他们的愿景要通过政府来实现，地方政府在规划开发时，应征求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的意见。
淮安大运河遗产保护区的范围超过10万公顷、100余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多为淮安精华地段或发展的热点，如果一律都不允许开发，其保护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难以保证，这对大运河的保护是不利的。选择一些非保护核心区域，进行不伤筋动骨的开发是可以的。淮安当下可以考虑对清口枢纽区采取更加积极的保护措施，大力争取国家、省的支持，适时恢复清口水利枢纽，展示古代水利的伟大成就。在里运河沿岸，建设生态长廊。
余同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华大地上，有着最为壮丽耀眼的长城文化带和运河文化带，是两大人造的线型带状的历史文化景观。作为中国历史时期东部地区南北交通干线，南北大运河既是历代政府控制江南及漕粮北运的动脉，也是沿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物质交流的渠道，更是古老的燕薊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三楚文化和吴越文化融合的纽带。运河文化带，集合着丰富多样又绚丽多彩的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资源族群，有形有相有格局，有血有肉有灵魂。运河文化带的文化遗产内涵极其广博，有水利文化遗产、产业文化遗产、城镇文化遗产、宗教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等。淮扬运河，是整个南北运河文化带上承南接北的枢纽地段。毫无疑问，辉煌的治黄、治淮和治理运河的水利建设成就和丰富的水利文化遗产构成了淮扬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特别是淮安运河文化遗产中，清江浦枢纽工程的水利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需要进一步研究，既要见物也要见人。在宋代黄河夺泗汇淮大改道至咸丰5年黄河再次改道的七八百年期间，运河与黄河、淮河在淮安相聚，成为南北大运河最关键的地段。明初清江浦水利工程的成功修建，使淮安进入历史上鼎盛时期，成为全国漕运调度中心、河道治理中心、粮食储运中心、盐榷税务中心、漕船制造中心，号称“南船北马”“九省通衢”和“运河之都”。
永乐十三年（1415年）春，陈瑄疏浚沙河，开凿清江浦河道，由城西管家湖导水，至鸭陈口入淮，并筑闸四处，分别叫清江、福兴、通济、惠济。清江闸位于淮水与运河交汇处，当黄河水涨时，就关闭清江闸。从此，江南漕船可以直接到清江浦，既免除陆运过坝之苦，又减少许多水灾风险。后新庄闸淤塞，又在下游筑仁义坝（今淮安水渡口），北上漕船均经此过石码头，盘驳入黄河，再由王家营换车马，起程登通京大道。从此，运河船只南往淮河驶向江南杭州，北通临清入卫运河直达北京，京杭运河至此全部畅通。可见陈瑄开埠真正掀开了淮安运河文化的辉煌历史。
余治平（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首先我提一个倡议。中国有很多以大江大河命名的大学，大运河作为我们的母亲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意义重大。作为运河边的一个重要城市，可以在淮安组建一个中国大运河大学，以延续历史、守护文明、传承文化、开启未来。此次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开得很好，我希望以后可以做得更好、更大、更有影响力。大运河是一个文明的载体，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挖掘，可以从历史到当代做很多文章。如果有中国大运河大学的存在，这个研讨会可以以大学为支撑持续开下去。个人觉得淮安运河遗产保护与开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目前状况离“运河之都”的称谓还有一定距离。大运河开发首先要审题，要遵循运河文明的宗旨，要搞成古今时光交错的隧道，而不是单薄的旅游场所。要充分挖掘历史积淀有厚重感的东西，比如漕运文明、农业文明等，以重现淮安“壮丽东南第一州”的风采。运河两岸有数不胜数的经学家、儒学家，可以开展大运河两岸的儒学研究，这对于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张晓东（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海洋战略中心副秘书长）
我仅就自己对淮安历史文化的了解，提几点感想，希望有助于淮安地方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首先，淮安围绕大运河搞旅游产业发展是好的，有助于发展经济，但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文物遗产和发展旅游观光的协调，要注意保护城市环境和发展旅游观光的协调，做到这两个协调是最起码的，两个保护是前提、是底线，在做到了两个保护的基础上旅游文化产业可以允许甚至促进发展。
其次，旅游纪念品的销售和旅游项目的规划应当突出本地的文化特色，单纯依靠仿造其他地方的东西是不够的。淮安的特色在于运河文化，一定在这上面把文章做透比较有利。比如运河文化长廊很长，已经有了3个小博物馆，其中戏曲博物馆就很好，体现了淮安当地的“四剧”文化，因此个人建议将来在旅游公园搞文艺表演的时候可以展示四剧的猴戏并排等节目。此外我也建议再搞一个漕船博物馆，复原明清时期的各种运河船只，以船模来展示，可以寓教于乐。
再说几点小的，比如河下古镇的规划是很好的，但是缺乏明清大宅子展示。据我所知，古镇到头继续向里，到非旅游区的农村里面有座“秦举人宅”是保护建筑，可以在充分维护的基础上开放展示，让游客和学习者观看淮安当地的明清老宅，寓教于乐地展示文化遗产。
我感觉在真正的历史古迹已经完全消失之后，在不破坏历史文化真实性、不伤害和改造现有文物的基础上，严谨真实地复原历史上曾有的场景和事物，还是有积极的教育、欣赏作用的。比如楚州在唐代历史上曾经是运河南来北往的重镇，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重要联系，外国船只和人员来华前往首都长安，由扬州进入大运河后，都要在楚州逗留，当地甚至形成了唐代新罗人，即古代韩国人在国外的最大聚居地“新罗坊”，如果搞复原，这里大有文章可做。
陈红玉(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举国盛事，这为沿河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我们这些城市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淮安等沿河城市是大运河经济带上的明珠，大运河申遗仅仅几个月时间里，已经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也吸引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入进行保护与开发，这些资金的投入是为了把淮安等城市打造成大运河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亮点。因此，大运河后申遗时代是沿河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
根据当前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态势，我有关于沿河城市发展创意产业的3点思路：第一，大运河保护与开发应该同时进行，从某一角度考虑，大运河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并不矛盾，关键是对大运河的开发要符合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态势，而如何将大运河的开发价值与现实需要、文化保护融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第二，政府、企业、民众要共同出力。沿河城市的政府要加强对大运河保护与开发的监督与管理，在我们对世界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梳理时发现，没有一个国家是全凭市场发展的，越是发展好的国家，越重视政府的引导意义。企业要在尊重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同时大运河保护、开发不仅是某一群体或政府的工作，应该让更多普通百姓参与其中。第三，针对当前淮安市正斥巨资建设的淮安运河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一定要注意项目本身的创意创新，既要尊重文化本身、减轻运河段的生态压力，也要强调项目的高品质，千万不能再走文化地产的老路。
彭安玉（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唯实》杂志副总编）
大运河申遗成功，标志着古老的大运河又迎来了流金的岁月。淮安作为大运河孕育的一颗璀璨明珠，历史上南船北马的枢纽之地和明清治水的关键之区，在大运河成功申遗之后，应当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原则，着力打造淮安治水文化品牌。
第一，开发丰富的治水物质资源。明清时期，淮安长期处于黄、淮、运交会之所，一时大大小小的治水工程荟萃于此，境内留下了洪泽湖、洪泽湖大坝、黄河故道、古淮河、古运河、明祖陵、泗州古城等丰富的治水物质文化遗产。科学开发这些治水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第二，展示厚实的治水精神底蕴。淮安是明清时期治水工程的集聚之区。在与洪水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厚实的治水精神底蕴。明万历年间，在兴筑高家堰的过程中，潘季驯和“徭夫”们与洪水顽强搏斗的治水精神，对淮安而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大力弘扬。
第三，揭示深刻的治水科学理念。淮安有丰富的治水经验和深刻的治水教训，其治水实践及其理论在中国水利科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一些重大工程的利弊很值得后人总结和借鉴。历史上著名的高家堰大堤的兴建，在当时的确发挥了保漕、兴运、治黄、清淤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后来也给淮扬七府带来了灭顶之灾，对苏北自然环境、社会生态、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这警醒世人：在与洪水相抗争的过程中，人类应该建立与洪水和谐相处的防洪减灾体系，将洪水与洪灾相区别；要充分考虑一项重大工程在当时与今后可能产生的巨大的不同影响，警惕由水利变水害；在修建适当的水利工程时要避免过度和不合理的开发，要从无序、无节制地与洪水相争，转变为有序、可持续地与洪水和谐相处，走天人合一之路。
黄少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
大运河申遗工作取得成功，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大运河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工作变得更加艰巨了。如何达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两者相结合的最优效果？如何防止大运河两岸众多城市的无序竞争，避免出现“公地悲剧”？我认为，关键是要把握好运河开发与利用中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各级政府的职能包括3个方面，一是要做好规划。大运河的保护要纳入各个城市的总体规划之中，要严格依据核心区、缓冲区和可开发地区的界定做好功能性规划。规划就是法律、就是红线，核心区遗产的保护一丝一毫都不能打折扣。二是要提供与大运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要发挥对大运河保护和利用的监管和协调作用，既要防止不恰当的商业利用对遗产的破坏，也要防止不同城市在大运河旅游、运输、水资源使用等方面进行“与邻为壑”的过度争夺。监督和协调工作应交给跨省的全国性机构来执行。
其次，企业的职能是做商业性的开发利用。企业的开发利用要严格遵守政府的规划，要杜绝在遗产保护核心区和缓冲区进行商业性开发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企业的商业活动政府不能插手，譬如具体到一个地点，到底是搞大众化娱乐项目，还是搞商业性地产，其选择要充分尊重企业家、发挥企业家才能，让企业家根据其对市场的敏感把握来进行决策，并且由此承担决策风险。政府则不能介入到这些竞争性领域，不能去“与民争利”。
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一些公益机构可以在运河保护与开发中发挥难以替代的专业功能。让非政府组织（NGO）等社会组织在一些需要专业知识的领域大展身手是许多国家通常的做法。譬如，在美国，有的博物馆乃至动物园就是由专业性社会组织来管理和维护的。 世遗的保护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恰恰是社会非营利组织可以大展身手之处。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大运河文化研究院这个平台来汇聚专家资源，以及淮安市研究运河各个领域的专家，来为保护大运河发挥独特作用。我甚至认为，在保护大运河方面，能否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将是至关重要的。
周思中（中国陶瓷研究专家、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文学博士）
作为中国运河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淮安，曾发现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大量陶瓷器，这些陶瓷器，除远古时期为本地及附近地区所产，大部分都来自全国各地及南方窑口，有些是作为生活用品及随葬品而流传下来，有些是作为中转运输的残碎品废弃处理而被考古发现。淮安是当时全国闻名的重要商埠，除龙泉窑外，也是全国各类窑口官民窑产品的集散地之一。元代景德镇越来越兴盛，明代御器厂及清代御窑厂数以几十万件的官窑瓷器都经淮安板闸而运输。清代雍正年间督陶官年希尧一面在此榷关，一面遥领景德镇窑业，而大量景德镇官窑瓷器也由景德镇水运至此，再经整理、分级，配匣运京。在明清五六百年间，是中国瓷器运输、中转、贸易的第一重镇，见证了古代淮安作为陶瓷漕运枢纽的地位。对于古代中国运河水运与官窑陶瓷运输，以及运河水运对中国陶瓷生产，尤其是官窑瓷器的管理、运输以及精品民窑的贸易、销售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逢盛世，大运河申遗成功，中国漕运博物馆存有大量与运河有关的陶瓷器藏品，这批陶瓷器迫切需要我们去整理研究，有大量文献及遗物、遗址等待我们去调查、发现及发掘，这对研究中国漕运史，尤其是中国陶瓷史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李道国（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秘书长、江南大学教授）
今天的研讨会是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的一次盛会，是一次集思广益、意义深远的会议。专家、学者们坦诚交流，各抒己见，从不同的专业背景思考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阐明了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的普遍价值，强调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的原则和方法，统筹协调好各方的现实诉求，各司其职，发挥不同的作用。对于运河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我想谈四点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要话题，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大运河城市发展的当代命题。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遗产公约的基本精神。“可持续发展”理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大运河世界遗产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的本身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大运河世界遗产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构成威胁的发展”，从而实现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正确处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大运河世界遗产的保护是必须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
其次，我们认为大运河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自始至终并非是矛盾的，处理的好，相互增辉。大运河世界遗产是运河城市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当代城市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灵魂和集体记忆。古老的母亲河孕育、滋养了一代一代的淮安人民，运河历史文化的深厚沉淀，是今日淮安经济与文化繁荣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不能回避在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我们应当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宽广的视野、包容的态度去探索大运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强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深刻理解世界遗产保护的核心价值；完善世界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以法律规约人们的行为；积极推动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的教育，提高全民保护意识，尤其是与世界遗产管理相关的部门与单位直接关系人，保护与发展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具体事项当中去，把握其中的关系，科学保护、合理利用、适度开发，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淮安对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做了大量工作，成就卓越，有目共睹，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再者，我们认为淮安是运河城市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在中国大运河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探索、发展区域经济文化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淮安城市的兴与衰与运河兴衰是同步的，传承淮安运河历史的文化血脉、保护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同时，促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企业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促进大运河城市地区之间合作、扩大世界大运河城市的国际化交流、整合世界运河文化旅游资源、推动淮安城市产业经济转型、优化城市环境生态、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坚信淮安人民有胆识、有智慧、有责任协同好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我们也同样坚信在大运河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淮安经验”必将影响大运河城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最后，我们认为世界大运河文化旅游区是淮安政府打造“里运河文化长廊”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运河文化元素进行探索性的重构，聚合南北，融汇东西，承续历史，架接未来，体现了淮安城市发展的新思路。在淮安运河文化链的“起承转合”中，充分发挥“转”与“合”的作用。对于如何承续“起”与“承”的文化资源、深层挖掘淮安“运河之都”的历史文化内涵、做好“转”与“合”的发展、增强淮安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需要在规划、设计、文化建构上有更多的社会担当。当前，在规划设计阶段，邀请国内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运河产业经济、运河旅游、运河城市、运河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广泛听取各界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学术交流与多层次合作，将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淮安历史文化研究与当代旅游文化发展、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国家层面上的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步调一致，加快发展淮安运河沿线经济，形成特色鲜明的大运河经济带，充分体现了淮安“包容天下，崛起江淮”的城市精神。
（ 本文由言省、侯杰整理，图片由王建中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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