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日报4月25日】20世纪初，无锡从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一跃成为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并迅速崛起为中国第五大经济中心。20世纪是无锡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也是最值得后人去梳理总结的时代。 江南大学副教授汪春劼经过几年努力，查阅大量地方文献，完成了《地方治理变迁—基于20世纪无锡的分析》这本描绘20世纪无锡地方治理变迁轨迹的著作。在书中，他分析地方治理“范式”转换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寻求在几种治理模式的比较中，为未来的变革提供更好的坐标。近日，记者就无锡20世纪地方治理变迁这一主题采访了汪春劼副教授。
记者:《地方治理变迁—基于20世纪无锡的分析》一书通过聚焦100年间参与社会管理的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的机构变化及其权力消长，透视20世纪无锡地方治理的变迁。您为什么以20世纪的无锡为研究对象，您对这一课题研究有何期望?
汪春劼:以20世纪无锡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无锡是我安身立命所在，我居住在这里，想对她的历史与足迹有更深的认知；其二，20世纪的无锡确实很“出彩”。作为一个普通的县城，无锡在长时段里不显山不露水，20世纪初，其抢先一步，成为民族工业的发源地；民国时期，无锡工商业更上一个台阶，在全省全国开始成为领跑者。上世纪70年代，无锡乡镇工业在全国率先崛起。改革开放后，无锡的经济总量始终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上下。
地方治理是最贴近社会和公民的生活、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与公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治理层次，所以被人们认为是实施分权化治理和民主治理的理想场所，是公民围绕着地方具体的公共问题，参与地方公共政策过程，实行自主自治管理的实验和训练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公民的参政意识必将越来越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这对未来的地方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思考地方治理的变迁，有助于我们在21世纪建构一个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更能满足群众需要的新的地方治理模式;如果把地方治理看作一个制度变迁、演进的过程，我们从无锡这一个世纪的地方治理中，能总结经验和教训，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得到不少智慧之光，对未来的治道变革有诸多借鉴意义。
记者:20世纪无锡的地方治理是在国家的“大框架”、“大背景”下展开的，能否介绍一下20世纪无锡地方治理的几次“范式”转换?
汪春劼:与18、 19世纪不同的是，20世纪的中国政权频繁更替，在国家的“大框架”下，100年无锡的地方治理经历了五次“范式”转换:
清末(1900年一1911年)，实行传统县政，不到三平方公里的无锡城内有两个县衙(无锡县与金匮县)，县府机构与人员都极简略，知县主要履行统治职能很少履行社会职能，地方建设更是放任自流。
北洋时期(1912年一1927年)，在中央式微、权力下移的背景下，代表国家的县政府变得极不稳定，县长如走马灯似的不停更换，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绅权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开始膨胀，一些绅士出于对中央政府的失望，对军阀统治的不满，致力于地方的建设与治理，有力地推动了无锡各项事业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年一1949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治政权，国民党党的力量企图控制地方政治，但因党员数量稀少、党内不停内耗以及中央反对地方党部以党干政，国民党在无锡的作用甚微。绅士们的权力尽管受到政府打压，但仍在地方政治中发挥着不可轻视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年一1978年)，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延续千年的绅士传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国家统制力量强大的同时是民间力量的缺位、个人空间的逼仄、创造财富能力的退化。
改革开放岁月(1978年一200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发展摆在了第一位，计划经济也让位子市场经济，在事权、财权和人事权方面一系列分权改革重新塑造了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特殊角色，地方与民众的权力空间也有了一个大的扩展，但政府还是很强势，掌控着大量的资源，社会自组织的发展较为有限，“社会重建”开始迈步。
记者:您认为无锡百年历史中，绅商阶层的活动有着什么样的特点，他们在20世纪无锡的地方治理变迁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汪春劼:20世纪前期，无锡能脱颖而出，一飞冲天，不是政府的功劳，也没有任何政策优惠，完全是绅商阶层的主导。南京政府时期，全国经济总量排名前六位的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无锡、青岛，与这五个城市不同的是，无锡没有租界没有外资，完全靠民族资本跻身于全国第一方阵，“全国各大都会，如上海、武汉、天津、广州，无一不为外人所经营，非惟受租地之损失，抑且蒙莫大之奇羞，回顾无锡，绝对为地方人士之力，允为我中国内地自营之最大都会”。无锡绅商成立了大量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值得指出的是，与其它地区存在大量“土豪劣绅”不同的是，控制地方政治的无锡绅商，要么发财了才做“官”(如薛南溟、杨翰西，程敬堂等)，要么德才兼备〔如钱孙卿)，他们在地方治理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您在《地方治理变迁》一书中，认为总体上看目前无锡社会自组织的发展比较有限，“社会重建”还处于起步阶段。什么是“社会重建”?政府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朝着这个目标，无锡应如何进行地方治理方面的创新与探索?
汪春劼:处在转型时代的中国，亟需在地方治理上进行新的探索与改革。孙立平等学者要求“重建社会”，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平衡，而“公民社会”带有西方的“血缘”，难以在中国扎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主张从中国民间社会的历史中挖掘资源，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间自治。中国具有社会自我管理的传统，“社会重建”则是通过给社会松绑，续接消失的传统，让社会自组织有更大的发展平台。
政府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善治”，在保证政府决策能力、服务能力，管理能力、自控能力的前提下，降低行政成本，减少社会控制，给民间更广的自我管理空间，让各种各样的自组织能得到健康发展，让整个社会更有生机与活力。当政府高效运转、社会自组织高度发达，两者之间良性互动时，地方治理将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无锡在地方治理方面，可以进行如下创新与探索:一，打造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给非政治类的民间组织设立更低门槛，给其提供更大的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指导民间组织完善各项议事规则，让它们更有“人气”更接“地气”，为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二，加大政府转型的力度，因缺少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许多机关缺少改进作风的动力，服务意识、决策水平都有待提升，需借助外智与互联网技术，打造阳光政府，让民众有更好的平台了解地方事务、关心地方事务，为地方发展献计献策;三，实行资源共享，给居民更多的实惠与方便。如制订合理补偿政策，鼓励学校体育设施在周末与早晚向民众开放;降低文艺演出的票价，使更多民众有机会走进文化场馆;提升公园、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产品”的利用率，解决其存在的“公益性”不足的问题。
编者注：文中法政学院应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