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日报12月4日】江南，通过诗词，成为一个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富裕、精致生活向往的文化符号。

12月4日上午，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的首届江南文脉论坛“诗词与江南文脉”分论坛举行，学者们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江南的内容，解读江南诗意盎然的精神内涵。

●程章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望江南：想象江南的几个维度》从空间、时间、文学、文化等多个维度探讨“江南是什么”，深入分析之后，程教授认为江南具备以下几个关键词：生活、自然、知识，与之对应，江南也可称“人文江南”、“绿色江南”、“创新江南”。

●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共同性·差异性·独特性：江南地域文学研究的关键词》认为在研究江南文学时，应该注意江南地区的共同性、差异性及独特性。如针对江南的共同性，清末民初的江南“奇女子文学”，不仅在70多名南社女性成员，在无锡等等地也存在。至于差异性，则如江南内部各小传统也存在不同。如常州人为“憨物”，和珅气焰熏天时，常州人洪亮吉、孙星衍等都不予以八节，可见常州人憨厚而刚直的个性。这与一般江南印象稍有不同。江南的独特性，也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各种“点将录”文体即是江南特有的文化现象。

●郑利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祝允明诸士与明代中叶吴中诗学导向》探讨明代成化、弘治以来，活跃在吴中文坛的祝允明、文徵明、都穆等人的文学活动，为探讨吴中文坛乃至明代中叶诗学演变和发展趋势提供重要窗口。明初重视经术的背景下，吴中文士的诗歌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但吴中文士仍多方维持诗道。针对“诗之道日以不竞”的局面，文徵明等人重申诗歌体制的独特规定性。祝允明在弘治初年“倡导为古文辞”，也有冲破时俗的意味。凡此，表现吴中文士知识体系和阅读接受上的具备一定自由度。

●孙虹(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宋季遗民词人江南故家的文化书写》认为宋遗民是一群有特殊情感追求和文化认知的群体。这些遗民的集体唱和中，多方表现南宋故都临安的西湖、苏堤、断桥以及苏小小扥，寄托盛世及歌舞繁华。而凭吊西湖畔皇家御园的梅花，则大有深意。发掘这一特殊时段的集体唱和词的忠爱主旨，也对词人行实及词作编年的考订有所帮助。

●戴伟华(广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杜牧诗中“扬州”非“江南”考述》认为以往将唐代的扬州划归“江南”，主要以杜牧《寄扬州韩判官绰》及《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两首诗为基础。但通过考察杜牧其他诗歌，戴教授认为杜牧心中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以南地区，不包括扬州。

●赵昌智(扬州文化研究会)

《元末江南士人与世相——成廷珪<居竹轩诗集>浅析》以元代扬州文人成廷珪的《居竹轩诗集》四卷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作者成廷珪的生平，并认为此书在研究元末江南灾害、元末江南书画艺术及释道人物等方面都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

●赵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从“交流循环”的视角看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地区的商业出版》主要谈江南的出版市场。“东南之会”语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将江南地区作为一个整理考察这一地区的商业出版，可发现16-18世纪江南出版一些饶有趣味的现象。“交流循坏”关乎商业出版的本质，如作者与出版的关系，以往忽略的装订问题，不一定是书商的问题，很可能是商业出版中正常的环节。江南除了统一的商业出版问题之外，还存在诸多其他问题。明代商业出版主要由江南书籍市场推动。江南内部存在页存在书籍市场的分层，如南京、苏州等地差异明显。书籍产业链也值得关注，如南京三山街等地，与明代纸钞等印刷等结合。各产业链也形成完善的分工体系，如徽州刻工遍布江南。这些，有助于认识通俗小说的研究，如通俗小说的作者问题，赵老师认为从商业出版角度看，通俗小说不存在作者，不过是商业出版影响及诸环节作用的结果。江南的商业出版，还是中国社会16-18世纪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转变的重要指征。

●徐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江南“藏书纪事诗”作者笔下的江南私家藏书文化》是“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的一部分，文章认为江南地区的“藏书纪事诗”作为特殊的文类，对研究江南私家藏书文化有独特意义。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开始，诸种“藏书纪事诗”陆续衍生。由这类文献统计，中国历代藏书家1386位，江苏500多位，占据三成多。苏州表现尤其突出。

●陈书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以苏州为典型的明清江南文人和商贾》认为明清地域商贾和文学交叉互动，谱写诸多文学篇章，显示江南文人与商贾的密切互动，而商贾活动也对明清文学产生诸方面影响。

本文来源于：无锡日报http://www.wxrb.com/

原文链接：http://www.wxrb.com/zhuanti_center/2018/jnwm/201812/t20181204_14412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