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9月20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的经济重镇，即以锡、苏、常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在行政治理的真空中，各种地方武装兴起。如何使各地游击武装纳入全民抗战阵营，成为中共的重要考量。很快，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开赴江南，到1939年形成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负责“开展江南游击战争”的任务。锡、苏、常一带的地方游击队在中共的帮助与整训下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成为地方游击武装的典型代表，也是此后新四军挥师东进的主力。“江抗”借东进之机，整合其他抗日武装，打击日伪势力。此后，为避免与国民党摩擦，扩编后的“江抗”主力西撤，留守人员组成新“江抗”，坚守江南，深入民众，继续吸纳游击武装，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基层政权，担当抗日中坚，历练日久后成为新四军正规军。目前，学界对“江抗”的研究并不多，多局限于对“江抗”自身的微观叙述。有更深层的问题亟待阐释，在极为艰难的江南抗战环境中，中共如何整合地方游击武装，壮大和发展抗日力量？本文利用多方文献资料，试图以“江抗”为中心，以苏南地区游击武装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江南沦陷后地方游击武装兴起
近代以来，江南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展现出了激昂的革命精神。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失利，江南城乡政治机构荡然无存，社会治理出现真空。如中共苏常特委报告指出：“自从国军撤退，敌人占领这个地区以后，所有的国民党的政权被摧毁，乡保甲隐蔽起来，地主资产阶级都逃到上海。敌人三五成群到农村来夺女人、鸡和财物，土匪汉奸到处活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的恐怖状态中。”随着中国军队撤退，不少武器流落民间，有的持之自卫，有的利用它为非作歹，“昔日之无赖民众今已‘密探’‘谍报’‘绥靖’武装革履为纠纠武夫”。各类武装呈井喷之势，多以“抗日”为旗帜，开展游击战争。如包厚昌所言，“在京沪铁路沿线的澄锡虞、苏常太地区出现了不少以抗日为名的武装，造成群雄武装割据、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新四军六团长叶飞曾有所观感，“一些杂牌部队，司令多如牛毛，乱糟糟的”。据陈毅观察：“这些部队可谓花目繁多，不及备载……抗日招牌是要挂的，武断争夺税收是要来的，打日本是要先跑的”，虽然这些武装成分复杂，但“都是来自田间，大多数脱离生产不久，全是天真的农民，能抓住这一优良的素质加以整训”。当然，一个笼统的印象并不足以概括全体，各支抗日武装各有其特点，值得加以具体分析。
无锡地处苏南地区的中心，是具有工商特色的江南城市。1937年11月25日主城沦陷后，城区日军仅驻留二三百人，铁路和公路沿线的大站驻有少数日军。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区乡公所人员都逃难去了，城市管理陷入真空，“无锡广大农村一时间散兵蜂拥，匪盗四起，社会陷于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为无锡地方游击队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他们主要藏身于远离市中心的乡郊：一是靠近太湖的马迹山，二是无锡、江阴、武进三县交界处的水乡芙蓉圩和玉祁，三是无锡南乡的南方泉、许舍等处，四是无锡东北乡。据统计，至1938年上半年，无锡有39支各类地方游击武装。按组织成分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及散兵拼凑的，如锡东鸿声的邓本殷部；一类是地主乡绅出面组合的，如梅村的强学曾部；一类是帮会头子和地痞流氓拉起的，如甘露的杨忠部、张泾的周振刚部、安镇的朱冰蝶部；还有一类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原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组织的，如查桥的陈凤威部、寨门的严公伟部、东北塘的朱若愚部。在无锡，还存在一些诸如各乡镇的“联保守望团”“人民自卫团”等组织。
苏州、常熟的游击武装亦是群雄肇起，在“抗日救国”“保境安民”等口号下，形成数百支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如无锡一般，多在城郊、乡村求生，分属国民党残部、地主乡绅、帮会地痞、中共组织和爱国青年等不同势力。如中共失联党员陈震寰在常熟东乡组织的“新六梯团”，发展至千人规模。吴县青年李冰在苏州成立了地下抗日突击队，有工人、学生、职员等200多人。共产党员陈味之在沺泾一带组织了一支300余人的抗日武装。国民党方面有在吴江西南部江浙边活动的朱希、汪鹤松部；昆山县陈墓、周庄一带的陈耀宗部、路有才部等。
江阴的游击武装更是出身不一，数量繁多。江阴遏阻长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江阴陷落后，各乡镇利用国军撤退时遗留下来的枪械子弹，纷纷组织乡村自卫团，防御“长毛”（指日军）和“短毛”（指汉奸、土匪）的袭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部、朱松寿部、承寿根部，这三支武装即“江抗”的前身。
梅光迪为江阴西乡西石桥龙潭村人，原为中共党员，后遭国民党逮捕而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1937年江阴沦陷后，梅光迪以抗击日寇为名号召民众，利用商团原有人员和20多支步枪组成抗日游击队，1938年2月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要求中共派人到澄(江阴)西领导抗日斗争，该游击队成为后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浙江潮》曾提到“江抗”的最初成员来自江阴、常州、无锡各个不同的角落，“有的是被倭寇焚毁了草屋的农民，有的是被倭寇炸毁了工厂的失业工人，有的是被倭寇击毁了学校的失学青年，有的是被倭寇劫掠了货物的小商人，更有的是蒙受过凌辱的农村妇女，他们集拢起来，为的是逃亡，也为的是求生”。
朱松寿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7军创始人，1935年因叛徒出卖而脱离中共，曾在国民党内工作，“七七”事变后逃回江阴，很快拉起抗日队伍，势力一度发展到2000多人。朱松寿为求生存，率部投入1938年5月国民党军统在江阴成立的“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忠救军”为江南游击队之一部分，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由军统戴笠任总指挥，共有十余个支队和大队，附带有民团队伍，在浦东、沪西、青浦、江阴、无锡、常州、嘉兴一带活动。但朱松寿与“忠救军”理念上存在分歧，抗日决心亦不一致，下属陆尔康等部坚持“受编不受调”。朱部在江阴祝塘一带甚为活跃，包括阻截驻扎在江阴的日军。
承寿根为原江阴红军游击队西路支队所属的大队长，1930年1月被捕后被关押于苏州监狱。1937年8月开始，日机轰炸京沪铁路沿线城乡，承寿根在苏州监狱遭轰炸时出逃，年底回到家乡并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抗日自卫团。由于承寿根经常率部队与日伪作战，而且纪律较好，在当地的威信颇高，部队得到迅速发展，到1938年初已拥有400多人枪，是该地区强大的地方实力武装，同时也积极与中共组织恢复联系。不过，承寿根于1938年在苏北泰兴被国民党军杀害，其妻子收拾旧部，组成独立大队，此后在茅山接受中共整编而入“江抗”。
在风起云涌的民众抗日浪潮中，江南各地的游击武装一时鱼龙混杂，基本特点是“分散独大不集中，成分复杂，武器多，矛盾多”。这些武装“或联合，或火拼，各自在以抗日保家乡为号召的旋涡中激荡着”，如邓本殷部与朱冰蝶部“经常发生小摩擦”，后邓通过“鸿门宴”方式，把朱冰蝶打死了。《沙家浜》反派“胡司令”的原型胡肇汉，原为太湖程万军部的副官，诬陷陈味之“要投降日军”，将陈味之沉杀，控制了陈部，自封司令。甚至一些同为军统的武装，也是“队与队之间相互猜忌倾轧，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是自相残杀……一经敌人利诱就投敌”。
这些地方游击组织成分复杂，但他们中多数赞成抗日，领袖亦不乏贤者，大有改造整训的余地。更有论者乐观认为：“只要除去他们一切思想上的镣铐，马上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如何对其加以整合，摆脱松散疏离状态，纳入全民抗战阵营之中，是中共践行全面抗战的重要任务。中共苏常特委的报告指出：“由于这个地区的斗争日益走向尖锐化，必须有正规兵团来掩护我们猛力向前发展，所以党决定由新四军派主力兵团来帮助这些武装发展，领导走向正规化，锻炼这些地方武装成为主力兵团而坚持京沪路线东段游击战争。”
二、新四军进入江南与整训游击武装
自日本侵华以来，中共就旗帜鲜明举起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大旗，动员各阶级和各阶层民众参与到抗战洪流之中。为应对日军入侵，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抛弃前嫌，共赴国难，中共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对日作战；原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于1937年底正式成军，全军共1万余人，开赴江南作战，即长江以南之皖南苏南区域，隶属国民党顾祝同将军之下，与其他友军共同担任第三战区的战斗任务。江南是敌我必争之地，谁能完全控制这个地区，谁就能够取得战略上之优势。
随着江南地区的沦陷，中共认识到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共辖四个支队。2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项英、陈毅，指出当时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建立根据地。5月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下达更为明确的指示，认为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选中这一地域，毛泽东有过缜密谋划，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的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这种游击战不同于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山地游击战或平原游击战，而是一种新型的河湖港汊游击战，也是一种在各方势力非常复杂地区进行的游击战。
江南是战时日占区的腹地，在江南建立抗日根据地与从事游击战，对于牵制和打击日军意义非凡，“使日人在华中战场的后方，大大的受到威胁和牵制，并且也因之而粉碎了它的以战养战的阴谋”。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江南地区的国民党各级地方政权瓦解，而日军兵力不足，需要应对游击队的袭扰，未能完全控制江南。如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至三十八日日军《前期广德附近凹角地带战斗详报》显示，抗日武装由溧阳方向潜入，或以便衣身份进行游击，不断破坏桥梁公路，十分活跃。
显然，在毛泽东所指的广大地域，除了国民党的“忠救军”和各种游杂军以外，存在相当战略空隙。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称当时为“有利时机”，新四军应利用这一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如果在这地域展开了游击战，而予以大大的威胁与压迫，那么，不但给予日军以致命的打击，而且可以准备将来的反攻。所以，在这地方，必须要建立起游击根据地。”
在中共要求新四军建立江南抗日根据地的背景下，1938年6月至7月，新四军所辖四个支队中的第一、第二支队相继进入敌后地区，第一支队由湘赣边、湘南等地红军游击队组成，由司令员陈毅率领开入丹阳、常州、无锡附近；第二支队由司令员张鼎丞率领开入句容、镇江、溧阳、高淳等附近。但是，新四军挺进江南后，面临着诸多困难。如粟裕所言，“在各方面确是处于一种暂时的劣势”。
其一，新四军初至江南，势单力孤。张鼎丞说：“新四军在江南作战，没有很多的友军配合，从南京失守后，只留有很少的游击队，而这些游击队，如革命叛徒孔荷宠之流，真是游而不击，专门欺压抢掠老百姓的，所以江南民众均称之为‘小日本’。”据美国记者斯诺的观察，“乡镇上的绅士自己组织了政府，依赖受雇的兵队维持着势力，拒绝新四军进入、合作或者帮助”。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的发展亦是严格限制，在韩德勤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提到，关于新四军江南抗战如“发现所辖地有私自组织部队而非战斗序列所律定者，一律视同敌伪，当饬当地军政机关立予剿办”。袁国平与顾谷谈判情形也显示：“我军在江南沦陷区军政开展，引起当局很大顾忌……限制我军活动，并拟物色一批实干干部与我争取民众。”1938年11月，项英汇报第三战区近来极力限制沦陷区民众组织与武装，禁止新四军活动，“显系置敌于不顾,专对我，对坚持抗战有害”。
其二，日军对江南地区实行严格控制，以实现“以华灭华”“以战养战”的目标。从地形而言，尤其是江南核心地带的苏南位于长江下游，地势平坦，有利于日军新式武器之运用，如陆地上的坦克大炮、江湖中的轮船汽艇等，在这些区域，“交通发达，有利于敌人控制，我坚持有困难”。1938年8月，朱家骅、徐恩曾呈蒋介石，“敌方为对付我华中游击队……现成立五‘剿匪区’”。从全国战略而言，江南交通便利，水陆畅通，经济富庶，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为日军所占后，成为进攻华中和华北的主要策源地，中共必须在该区域打击与消耗日军，形成对全国抗战的战略牵制。而日军利用机械化兵力控制交通要道，进而辐射路网周边，时刻威慑各路抗日力量。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针对江南抗日力量的活跃，更是增派了两个师团以上的兵力，沿铁路及公路修建碉堡、炮垒、铁丝网等工事。据当时中共苏常特委报告，“敌军驻扎在苏锡常阴几个城市中的兵力，每个城市中大约有四五百名，另外驻扎于各个交通线，以及各市据点的兵力，大约共有一千多的兵力”。因为江南据点较密，形成了所谓“梅花桩”的态势。新四军缺乏武器装备，在河湖港汊的“梅花桩”中又无险可守，生存尚且困难，发展抗日力量倍感艰难。日军及其后建立的伪政权还采取拉拢、诱降等手段分化和挑拨自卫武装。在董显光等致电蒋介石的报告中称，汪精卫赴沪前后曾派员收买游击队，“由周佛海以巨款收买沪郊游击队以壮声势……派诸民宜在苏州、无锡一带企图收买游击队”。
其三，江南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抗日群众基础不牢。江南环境复杂，帝国主义侵入较早。新四军作为外来力量，语言不通，群众基础缺乏，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面临极大考验。张鼎丞说，“江南一带是土匪多，失意军阀政客多，各种会门多，烟、酒、嫖、赌多的一个地区，这些人很容易被敌人利用去当汉奸侦探，而且在事实上也已产生了不少的这种败类”。陈毅讲道：“苏南是完全处在敌后，有一部分是殖民地（城市），一部分是半殖民地（乡村），有顽固派的地区……江南的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据项英介绍，江南有不少两面派。大部分的有产者，为了保存其财产起见，便死守老家，日本人来了，则摆香案，九叩头地欢迎日本人，中国兵来了，又赔笑脸，送茶水地欢迎中国兵；有时，我们游击敌人，他向敌人报告，敌人要袭击我们，他也向我们通消息；甚至拿敌人的枪送我们，也拿我们的枪送敌人。而且，敌伪活动和宣传亦是朝发夕至，在苏南，“敌人在中日提携反共口号下来欺骗群众，发出许多宣传品及漂亮画报，主要用‘反对新四军共产党保护人民’的话来宣传，报纸相当流行，发行又新又快，当天十点钟就可看到”。
面对这些困境，新四军如何作战与动员群众，扎根江南，迅速扩充抗日力量，牵制和消耗敌人，是党的重要考量。项英指出，在江南敌后进行作战，最为妥善的做法是“开展最广泛的游击战”。通过各据点构建游击网，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劣势敌人，避免持久作战和正面冲突。这是新四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江南地区落地生根的不二法门。为此，新四军进入江南后，中共亟需加强对各支现存游击队伍的争取、团结、教育和改造，使他们成为真正打击敌寇的有纪律、有灵魂、有意识的游击队，成为人民的抗日武装。
由于前期革命斗争的失利，沦陷初期的党组织已不成体系，“城市里有个别党小组或党支部成员，都星散了，乡下也只有个别党员，已没有组织了”。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组织的中共活动是缺位的。至1938年5月，江苏省委才正式建立中共京沪线工作委员会（10月改为中共江南特别委员会，又称中共苏常特委），林枫任书记，李建模、王承业为委员，领导京沪路东段地区党的工作和游击武装工作。中共中央在给江苏省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活动的中心是敌人统治薄弱或没有敌人的广大的乡村”，应该不断地有计划选派优秀干部，“到各地乡村中去工作，首先应该派他们到各种武装组织中去”。通过抓紧政治工作，“把散漫无纪律的许多部份武力，改造为有训练、有组织、有纪律、有政治认识的队伍”。1939年中共苏常特委报告，自江苏沦陷之后，“从上海动员大批干部到各个沦陷地进行工作，有计划地，适当将各种干部分配到各个地方团体、各个部队中工作。当时的任务是宣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展党的组织，政治和建立部队……确立了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秘密的将自上而下的，由下而上的配合，向上而下是争取部队领袖，使其下级很快转变，由下而上是巩固我们在部队中的领导，这时我们主要的方针是加强部队组织，使部队集中，在部队中发展党，克服不良现象，使部队转变”。
中共通过对游击武装派遣政治工作人员，较早争取到1937年底吴建功在浦东南汇建立的“泥城保卫团”。该部在江苏省委的帮助下队伍增至200余人，扩编为“南汇县保卫团第2中队”。江阴的各路游击武装更是中共重点争取的对象。1938年6月，在上海的中央特科派何克希、吕平、刘史明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名义到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工作，组成以何克希为书记的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组织和联系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斗争。为将其纳入抗日洪流并提高其战力，1938年10月，陈毅请梅光迪等将部队拉到茅山整训，并正式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番号（即其后简称的“江抗三路”），梅光迪担任司令，何克希担任副司令（全面负责领导），李一平担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连，中共党员王新、龚鹏佐、包厚昌分别为连政治委员。新四军虽授予该部队“江抗”称号，但并未将其编入新四军的正式番号，乃有意使之成为一支完全由中共领导的、灵活自由的武装力量。陈毅1938年6月就曾提出，“地方武装，好的一律改为本军正式番号……另外，利用新成立之武装，采取合法姿式掩护活动”。包厚昌回忆，当时国民党对中共的限制很死，于是中共就以梅光迪的名义发展“江抗”以应付国民党方面。
“江抗”在新四军开辟的茅山地区，充分学习游击战术，研习政治。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是组织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等重要文件和文章，加强对新四军宗旨、革命军人纪律、优良传统的教育，提高部队对共产党抗日主张、方针、政策和抗战形势、前途的正确认识。军事训练主要有射击、投弹、刺杀的技术训练和班排战术训练，并在袭击日伪军和打击土匪等实践中锻炼提高军事水平。还有在连队建立政治战士制度和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在连指导员领导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发扬部队民主作风。“江抗”的整编和训练与新四军同一标准，在后勤方面执行新四军的统一军需标准，保障战士的待遇。“江抗”战士“伙食费每人每天1角5分，津贴费连以下每人每月1元，被服每人每年单、棉军衣各1套，棉被或军毯1条”经过整训，“江抗”纠正了过去游击武装那种纪律散漫、地方主义等陋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力强悍的抗日劲旅。
1938年12月“江抗”受训结束后回到武进，“经常在武进东南方做击敌工作，大小总计袭击敌人共四十八次”。他们在当地进行各种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抗日团体。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地方实力派抗日。譬如，“驻在武进洛阳马鞍墩的刘金林部有百余人，二、三十条步枪，一挺机关枪，刘部经过我军教育争取后，就跟随我江抗三路一起活动，后来又正式接受江抗的收编”，“这支部队后来在东进中与日军在青浦观音堂地区作战，大部分指战员都壮烈牺牲”。
中共通过对游击武装派遣政工人员，加强对游击武装的争取与训练，各部相互策应，次第铺展，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创建起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初到茅山时，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吃惊地发现，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在游战的地形意义上完全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因为茅山山脉为一条直线，很少支脉，山呈刀口形，森林很少，在军事上并无价值。新四军能取得辉煌的战果，除了灵活的战术指挥以外，培养与扶持抗日武装至为紧要。1939年元旦，陈毅对茅山地区的战局总结道：“我们所依据的散布在江南的人山人海”，“就事实上统计，六月来敌寇兵力被我军遮留在茅山地区，总计在二万以上。敌仅能维持顽强的防守，尚谈不到大规模的进攻，这种价值是值得称述的”。陈毅说，“这就说明在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胜利的游战，交通网的游战、纠缠式的游战，这是江南游战的特色，这是江南对全国的贡献”。
新四军通过对“江抗”的训练，树立了良好的游击武装典范。项英说：“当新四军未进入江南作战地区以前，敌人利用许多纪律坏的游击队扰害民众的事实，促成民众对游击队的反感。敌人一方面企图获得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公开或秘密的同这些游击队勾结，形成互不侵犯的形势，以减少其对大江南北，特别是江南的守备兵力和对后方的顾虑。自从新四军进入作战地区以来，消除了过去那种毫无纪律、形同土匪的游击队的行动，并协助许多地方，来整理这些游击队，领导其积极作战。这样过去许多纪律不良的游击队，今天变成了抗战力量，而且到处发动和组织更多的民众武装，参加抗战。”
新四军也特别注意吸收“两面派”的抗日游击武装。如茅农公司经理纪振刚在南京失守国军撤退时，召集了从南京附近退下来的百余广东战士，连同他本来所有的守备队共计300人和枪来保护他的事业，他在当地就是一个著名的“两面派”。陈毅亲自做纪振刚的工作，在团结抗日的精神感召下，纪振纲积极为新四军筹集粮饷，采购药品。
新四军对那些投敌叛国的游击武装，也采取坚决有力的解决方式。如江南游击队朱永祥部纪律最坏，欺凌民众，战区司令长官将其撤职，但朱部不思悔改，反派其参谋长林楚才去南京与敌寇接洽叛国。1938年7月6日，新四军奉司令长官电令，将朱部彻底解决，捕获朱永祥及其副司令韩令昌。
中共江苏省委不断派遣党员干部到各游击队建立党支部，开展政工工作，争取当地游击武装的支持，取得了显著成效。民众对新四军挺进江南领导抗战充满期待，时人记载“凡有关于上海近郊游击队的消息，便都冠以‘新四军’的名义，还有说，所有的地方部队，也统归新四军收编统辖了；这样的宣传曾经过了相当的一个时期”。
然而，由于抗战环境的困难及工作的地下性质，新四军所控游击武装数量实为有限。同时，国民党吸取了东北、华北沦陷的教训，在江南敌后开展武装收编。早在1938年2月，蒋介石就曾电令薛岳要求江南各游击队以茅山与莫千山及穹窿山、天平山为基地向京沪和沪杭各铁路沿线大小城市之敌袭击、占领，使敌不能抽队他调，还提出江南岸各游击队应划定地区各成独立的国民党根据地。6月，蒋介石电令顾祝同、刘建绪整顿江浙一带游击队纪律。这些情况对中共和新四军争取地方游击队的工作造成不利局面。1939年2月10日，中共江苏省委在关于目前游击运动的指示信中认为，主观力量存在重大弱点，一般游击队在政治与军事上向日寇采取主动的积极进攻的决心还是非常不够，没有坚强统一的领导和团结，甚至个别游击队竟与日伪妥协，因此，应广泛“联合一切好的游击队，争取并推动一般的游击队，建立统一战线的抗日支柱”。
三、“江抗”挥师东进与收编地方游击队
抗战初期的新四军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尽管在江南建立了茅山根据地，但未大张旗鼓发展自身实力，以免越出国民党所划定的防区，给人留下破坏国共合作之口实；同时，对全面争取各种游击武装的决心与信心亦显不足。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对中国的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后方相对空虚，新四军需要适应新的局势而调整战略。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申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明确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周恩来此前指出：“新四军在江南作战区，完全束缚在芜湖、南京、镇江一个敌人所占领的窄狭地区上，纵不到三四十公里，横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宁可使太湖以东沦陷地区空着，而不容许他向东发展。”
为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决定由二团单独担负茅山地区的游击战争任务，六团向东挺进，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到东路发展部队，武装自己，筹措经费给养，独立自主扩大抗日力量，相机创建新的根据地（史称解决“人、枪、款”）。按照当时党组织对形势的估计，“国军有淞沪战场下来沿京沪铁路一带遗弃武器约二十多万支枪，对于发展部队武器不成问题”。东路地区，即常州以东、宁沪铁路两侧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南起太湖，北至长江，东接上海。“江抗”东进另一重要意图是提振民众抗日信心。如时人所言，老百姓看到大批国军西撤，又加上在日寇残暴的威压之下，民众当时对抗日的信心相当低落。中共需要以积极的军事胜利来鼓舞江南民众士气，同时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吸纳抗日武装，动员各阶层群众参加抗日队伍。
然而，东路地区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日军把守交通要道，如无锡有日军第54联队，昆山有91大队，其余各处均有警备队；有伪军，即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顽军的正规军驻宜兴、长兴山区，外围有“忠救军”、保安队；此外还有地方武装，一类是受中共影响的部队，另一类是中共直接领导指挥的部队。新四军领导项英对此曾有所顾虑，担心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破坏统一战线”，而且，日军兵力强大，“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
不过，在陈毅的支持下，党中央的东进决策照常进行，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团，以及接受过整训的梅光迪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作为主力，向上海近郊挺进。1939年4月，第六团与“江抗”合编，为统一领导，避免各方猜忌，对外运用番号“江南抗日义勇军”，原老六团为“江抗”二路军，原梅光迪的地方武装为“江抗”三路军。梅光迪任东进总指挥，副总指挥叶飞、何克希，政治部主任吕平，参谋长汪明(即乔信明)。此次东进也是对“江抗”战力的一次检验。
1939年5月5日，“江抗”1000余人从常州武进戴溪桥出发，越过沪宁铁路进入东路地区。日军情报显示，此次行动“新四军是以半公开活动的方式编成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挺进上海近郊大量收编游击队”“江抗”于5月8日东进到达无锡梅村，即开展大规模的对各路游击武装的收编工作，且有不少游击队主动脱离国民党投向“江抗”。
在梅村，“江抗”收编了无锡国民抗敌自卫队（即强学增部）、江浙游击军（即邓本殷部）、杨筱南部，以及“忠救军”十支队的五中队、六中队、九中队和第三大队尤国桢率领的除奸团等。这些部队之所以被收编，主要是因为此前已有中共党组织的介入。据陈枕白说，“锡北地区的游击队，于一九三八年秋被顽固派统一收编为忠救军第十支队，辖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其中寨门严公威部编为二大队六中队；查家桥陈凤威部编为二大队五中队；张村朱若愚部编为三大队九中队。对这三个中队，县委都派党员同志进去，与原来地方老同志配合，掌握了部队的领导权”。
“江抗”东进时，不断收编游击武装，同时展现出了强大的战力。5月3日，“江抗”首战黄土塘；6月24日，夜袭浒墅关车站；7月下旬，“江抗”在进袭上海虹桥飞机场后，又从阳澄湖东进青浦，前后历经大小数十次战斗，歼灭日伪军及阻挠“江抗”东进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忠救军”数千人，鼓舞了东路人民，进一步树立了“江抗”的威信。时人亦有相关记载，1939年7月，“江抗”集合2000余人由无锡出发东征，获得机枪百余挺，步枪千余支，太仓之和平救国军许雷声部，几乎全部被解决。江阴之“忠救军”袁亚承、董惠民部大部分被并吞。董惠民原为无锡北乡游击大队队长，因被离间，派人枪杀队副尤国桢，尤部毅然相来投效新四军，被新四军予以收编。
同时，为加强对收编游击武装的领导，中共派驻党员干部进入各地方游击队工作，如吴渔村到强学曾部任政治部主任，吴光明到强部任参谋长。通过东进，部队扩编，在原六团为二路、梅光迪部为三路的基础上，无锡地方部队为四路，常熟的“民抗”为五路。如此，苏常太和锡澄虞地区的抗日武装完成统一，士气旺盛。
中共在收编地方游击武装之时，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处理方式。对于一些组成人员复杂、被地主乡绅、地痞流氓控制的武装，将其领导骨干与一般成员区别对待，“下层基础在我们同志掌握中，战斗员情绪很高，以为当了新四军非常高兴光荣”。在控制其武装的前提下，对这类地方武装的头头加委“司令”等头衔，尊重其地位。但也有一些地方实力派因此心生怨恨，认为共产党削了自己的“兵权”，从而走向反面，如向国民党方面暴露“江抗”新四军身份的邓本殷。
中共通过“江抗”东进，抗日活动范围扩展到锡南、江阴、昆山等靠近上海的地区。而且，“江抗”获得了大量新式装备，总兵力发展至5000多人。他们拖住驻扎在京沪线的日本守备兵，时刻瓦解日伪组织，甚至不让倭寇“繁荣无锡”，实现它以战养战的迷梦。也应看到，“江抗”部队快速扩大，也带来了干部管理、组织建设、政治教育和凝聚力等方面的问题，“自从各个地方部队改编为江抗统一指挥后，内部发生新老干部不调和现象……在部队关系上，老部队轻视新部队，因为新部队战斗力差，部队××观念、家庭观念比较浓厚，因为战斗员都是本地人，部队长期流动在外，战斗员思家，部队要求开回原地活动和发展，引起领导人对地方干部不信任，撤换地方干部和创造部队的干部多以外来的干部，不了解地方部队的习惯，部队发生逃亡现象，引起新干部的不满情绪”。陈毅也评价：“你们十八路诸侯会师，部队是壮大了，但不巩固。”
中共通过对苏南抗日游击武装的整合，苏常地区已形成仅次茅山（包括丹阳）地区的一大块抗日游击区，成为此后进一步发展苏南东路抗日斗争的基地。“江抗”在东路地区紧张的短促突击，在政治上、军事上，给东路广大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给敌伪顽军带来了重创和震惊，“日寇被困在几点几线，不敢动弹，汉奸被迫（得）转为两面派，而向江抗献媚；许多地方的抗日首领与部队，紧紧的团结在江抗的四周”。
四、新“江抗”的坚守与“二次东进”的整合
“江抗”东进与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导致在江南沦陷区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激起了国民党的强烈不满。为防范控制外的抗日力量壮大，国民党当局准备部署“进剿”。戴笠致电蒋介石：“请饬令第三战区顾祝同拨兵一二团归忠救军总指挥俞一则剿办。”顾祝同以“江抗”越界为由向新四军军部施压，要求“江抗”西撤，并对苏南新四军画地为牢，让王敬久时刻准备“围剿”。
与此同时，日军为实现“以华制华”，打开无锡、常州之间的封锁，引国民党军一部越过沪宁线进入澄锡地区与“忠救军”汇合，寻机与“江抗”作战。尽管“江抗”极力规避国共摩擦，准备西撤，但1939年9月底仍与“忠救军”发生了大规模战斗，江抗副总指挥吴焜在转战中牺牲。10月，新四军为避免与国民党冲突，决定将发展苏北作为中心任务，“江抗”主力奉命西撤，并带走了收编队伍。如梅村强学曾部有两个中队编入江抗军西撤，一个中队留下坚持游击战。锡北陈凤威、朱若愚、严公威部三个中队，全部编入江抗军，随军西撤。上述部队整编为江抗一团、二团，一团与新四军丹阳纵队合编开赴苏北；二团在丹北、茅山一带活动。由此形成了顾祝同1939年1月24日致电蒋介石时所称的“京沪路丹阳以东为忠救军游击区，以西为新四军游击区”的局面。
“江抗”主力西撤后，苏南地区仅留下少量伤兵与游击队，抗日力量严重削弱。日伪趁机“扫荡”，侵袭甘露、梅村两镇。“忠救军”在锡北恢复活动，扩大地盘。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也乘机收买地方游击队头目，挑拨他们和共产党的关系。一些地方武装头目开始转变政治态度，一方面怨恨新四军带走了“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出于投机心理，背离统一战线，转投顽军或日伪军势力。因此，苏南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党组织活动也由半公开转入隐蔽，留在东路的部队重新组织武装，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史称新“江抗”），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1940年1月20日，项英认为：“东路甚富庶，可筹大批款供给新四军，伪军及散枪当地约一千支以上，又是国民党力弱地区，应趁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力求得在短期有大量收获，在这严重时局中更为重要。”
此后半年时间里，新“江抗”以重建部队、控制基点、逐渐扩大发展为中心任务。策略上既注重维持与提升群众的抗战信心，又不过分“刺激”敌伪而引起他们频繁的骚扰扫荡，还要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以图全面恢复东路时机的到来。虽然如此，新“江抗”也并非一味蛰伏，半年中他们仍进行了一系列小型战斗，以200余位同志的伤亡为代价，“坚持实现‘江抗’与江南民众‘共生死同患难’的口号，顽强地从敌伪土匪手中，来保卫这一块民族抗日根据地”。
1940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适时派第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到苏南东路，建立东路军军政委员会。谭震林带来了一大批新四军营团级干部，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扩军建政”的指示精神，加强党的领导，成立苏南区党委。在谭震林主持下，重新组建“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不久，江抗二团奉命从溧阳竹箦桥出发，东进澄锡虞担任武装开辟任务，史称“二次东进”。1940年5月“江抗二团约五百人已全部东进与谭震林会合”。同时，“为加强东路工作，省委迅速调动大批干部战士技术人员及服团加入特委及各县委的机构，并在上海扩大政治上的号召及技术上的帮助”。因新四军干部的参与，新“江抗”不再是普通的游击队，“重要的军事人员均由新四军干部派委，一切设施及主义，与新四军如出一辙”。“江抗军在澄锡虞凭借人事和时局演变的条件，已造成优越的地位”。至1940年9月，澄锡虞地区已经基本控制在“江抗”的手里，完成“东出昆嘉太，西入澄锡虞”的战略目标。
有了新“江抗”的重建和江抗二团主力的再度进入，东路抗日武装的主心骨恢复，曾经接触“江抗”的进步游击队大部重新接受中共领导，如阳澄湖畔的周嘉禄、常熟何市的殷玉如、无锡梅村的强学曾等部。周嘉禄是原“江抗”五路二支队长，未随西撤，后在新“江抗”的动员下，集合旧部，携带1挺机枪、10支步枪归队编组，被委任为“江抗”东路司令部参谋长，并控制肖泾、横泾和陆巷地区。殷玉如是原“江抗”独立二大队长，也携带人员及机枪4挺、步枪数十支归队，其后成为新“江抗”的1个连，控制了何市地区。强学曾虽对“江抗”西撤带走其队伍心怀不满，但仍与中共保持合作关系。1940年12月，无锡民抗成立，强学曾任司令。中共对一些未明确接受领导的游击队，也积极与其结成暂时或长期的统战关系，尽量使其保持在抗战阵营中。如在阳澄湖畔重新拉起武装、正与“忠救军”勾结的胡肇汉，中共委任他为“江抗”东路司令部副司令，同意他在田泾、湘城一带活动，防止顽固派势力向阳澄湖地区渗透。
当然,中共对抗日游击武装的整合并非一个单纯的“争取”过程，“江抗”东路指挥部持续对他们进行整顿、教育、改造。譬如，江阴民抗在初建时混进了一些游击习气严重的人员和政治投机分子。“忠救军”地方头目包汉生还派奸细混入民抗，在第一大队策划带枪逃跑，这影响和削弱了江阴民抗的战斗力。民抗政治处主任包厚昌遵照谭震林的指示，协助民抗司令朱松寿整顿队伍，揭露不良分子的劣迹，教育民抗干部战士，避免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此后，新“江抗”更加深入群众与基层，放手发动群众，为抗日武装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石。谭震林总结“江抗”壮大的经验时说：“江抗、民抗每到一处都能获得广大人民的同情与爱护，它的胜利和发展是引起了整个东路全体人民的关心，人民对江抗、民抗的物质的、精神的、人力的、财力的援助，那真是不可以计算的。”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安徽泾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几被消灭，国民党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代理军长，并对新四军部队进行扩充。3月，“江抗”正式改称“新编第四军第六师十八旅”，师长为谭震林，旅长为江渭清。同时，中共大力加强苏南地区的党组织建设与政权建设，使之成为坚强的抗日堡垒。至1941年上半年，已建立常熟、无锡、苏州、太仓、昆山、沙洲、阳澄、太湖、江阴等县委（工委）。
结语
江南是中国最富庶、文化最发达、仇日心理最浓重的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敌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阴谋侵略上都不放松江南。抗战初期，江南地区沦陷，成为日伪控制的中心区域，也处于各方势力的包围之中。各种游击武装纷纷兴起，互不隶属，鱼龙混杂。如何将各游击武装整合为抗日力量，践行全面抗战路线，成为中共的重要考量。
中共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开赴江南地区进行游击战，整合游击力量，成立“江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1939年5月，中共领导“江抗”挥师东进，抓紧收编东路各部武装，展现强大的对日作战能力，重拾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部队兵员由东进时的1000余人扩至5000余人。随着新形势的到来，东进主力西撤，斗争环境严峻，但中共适时派出谭震林等，以新四军干部为基干组建新的“江抗”，加强斗争宣传，密切联系群众，强化游击武装整合，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基层政权，为抗战后期的战略反攻储备了充足的力量。至抗战胜利时，新四军正规军由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20多万人，包括通过整训与吸纳的“江抗”等地方游击武装。
中共对江南抗日游击武装的整合，经历了从点到线到面的发展过程。初至江南时，主要是整训江阴游击武装，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使之成为游击武装的典范；其后以“江抗”东进为契机，大量整编各类游击武装，发展壮大力量；当“江抗”主力西撤后，面对新形势，更加深入基层，最大限度获取不竭的抗日力量。中共对江南抗日游击武装的整合是基于客观实际，采取灵活策略，吸纳各地武装融入抗日熔炉，从而坚守江南，坚持持久抗战。这是新四军力量发展壮大的缩影，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缩影，也是中共坚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实践的缩影。
作者简介：刘大禹，男，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副院长；陈良琨，男，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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