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禁烟历程及其重要历史意义

发布日期:2026-11-09  文:张楠 廖弘扬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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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强国11月4日】长征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转折。在这场艰苦卓绝的远征中,党和红军的禁烟工作同革命事业紧密相连。新征程上,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新时代的禁毒事业,长征时期的禁烟经验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长征途中的禁烟工作

长征以前,各苏区已经开始禁烟,着手改变烟毒流行的社会状况,逐渐积累起宣传劝戒、供药救助的经验。长征开始后,红军继续运用这些办法禁烟,并根据沿途的具体情况作出调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纵横10余省,黔滇一带的烟毒问题尤为突出。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面对烟税繁重、吸食普遍的社会环境,总政治部将鸦片问题放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处理。1935年1月14日的指示信要求:“取消一切国民党的捐税,即使是鸦片烟的捐税”;对种烟和吸烟,苏维埃“并不强迫戒烟,并不强迫铲烟”,而是劝告群众“不吸鸦片,以健康身体,不种鸦片增加生产”,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强迫种烟与勒收烟税的国民党军阀”,并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借鸦片麻醉、剥削群众。禁烟随部队的宣传进入村镇,同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地方工作一起展开。

在争取和接收有烟瘾的士兵方面,红军此前已有安排。1935年1月1日,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提出:“吸鸦片只要瘾不深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营或新兵营的训练,在这时期把烟戒去,然后补入部队。”生活上还须保证“有饭吃并吃饱,有开水吃”。2月,中央红军转入云南威信,在扎西一带整编部队。中革军委缩编命令规定:“惟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仍留新兵连训练。”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开展扩红时,也遇到了有烟瘾的青年农民。部队招收新兵,定下的办法是:“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入伍后,“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吃点戒烟药”,由红六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负责戒烟工作。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回忆,这些新兵个把月就把烟戒了。有烟瘾的青年得到接收和帮助,部队也由此补充了兵源。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部队向贵州转移后,继续在扩红过程中帮助有烟瘾的新兵戒烟。

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上,妇女干部还把禁烟工作带进了沿途村镇。部队驻扎下来,她们便帮助地方建立政权,组织妇女会、儿童团、赤卫军。鸦片和赌博使一些家庭陷入贫困,戒烟禁赌也成为群众工作的一项内容。时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刘坚曾回忆戒烟的工作情景:“分头下乡、上街,宣传抽烟、赌钱的害处,广泛开展戒烟、禁赌运动。”对烟瘾较深、沉迷赌博的人,她们还采取集中管理和强制措施。“不少人戒了烟,改掉了赌博的坏习气,有的后来还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地方干部”,这些工作受到群众尤其是妇女的欢迎,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也随之提高。

长征胜利后继续开展禁烟

当各路红军在南方转战时,陕甘地区也在推进禁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甘肃南梁成立。政府在乡村推行“六劝”,将“劝戒鸦片烟”与劝男子剪辫子、劝妇女放脚、劝戒赌博等列入其中。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已有的政权和群众组织为禁烟工作的持续开展提供了条件。1938年,《新华日报》回顾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禁烟工作时记载:“不到半年,烟民的人口比例,即已降低20%”,“劳动力陡然增加,耕地面积也随之扩大”。戒烟帮助群众恢复劳作,禁烟的成效也逐渐体现在生产和生计之中。

长征胜利后,禁烟工作继续推进,查禁和救助的规定也更加具体。1937年5月27日,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重申禁令:“严禁鸦片,去年已有布告。”各级政府须督促种烟者铲除烟苗、改种粮食,烟馆一律封闭。对贩卖鸦片者,无论其在苏区销售还是途经苏区,一经查出,所贩鸦片都予没收。尚未登记的吸食者须立即登记,限期戒绝,期限“至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各级内务部负责发卖戒烟丸药,吸食者凭登记证购药,“贫的可以减价或不要钱”。在延安市,供药和存烟登记由市禁烟委员会办理。居民和商人现藏的鸦片,须在十天内送交政府登记。群众举报私贩私卖鸦片,经查获后,可按所获鸦片价值的十分之二领取奖金;直接查获烟土并送交政府的,赏金则增加。

从劝戒动员到登记供药,再到查禁种植和贩卖,禁烟逐步融入革命政权的日常工作。吸食者领药、贫困者求助、群众参与查禁,都有了具体规定。长征时期积累的群众动员和戒烟救助经验,在根据地得到延续,成为后续禁烟工作的重要基础。

长征时期禁烟工作的重要历史意义

禁烟关乎战士的健康和队伍的巩固,也关乎百姓的生计和地方的风气。帮助军民摆脱烟毒之害,使革命的主张在沿途城乡有了切实的体现。群众从这些变化中加深了对红军的理解,进而感受到革命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

禁烟工作对长征的支持,首先体现在革命队伍力量的巩固。有烟瘾的贫苦青年得到接收和照料,部队将戒烟同新兵训练、生活供给相结合,帮助他们恢复身体健康、逐步适应行军作战,巩固了沿途扩红的成果。在连续作战、长途行军的条件下,对这些新兵的帮助和培养,有助于红军保存和发展力量,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提供支持。

禁烟工作还加深了党和红军同群众的联系。烟毒造成的困苦,是许多家庭切身的生活经历。帮助群众戒烟,回应了他们恢复健康、改善生计的愿望,也使红军关心群众疾苦的主张变得真切可感。妇女参与劝戒,一些居民在戒烟禁赌后参加地方工作,群众在得到帮助的同时,也加入了改变乡村生活的行列。禁烟所增进的理解与信任,有助于红军开展地方工作、争取群众支持,也巩固了党领导革命的群众基础。

在根据地建设中,禁烟工作也为党领导社会治理积累了早期经验。从供药救助到登记查禁,地方革命政权在处理烟毒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承担起帮助贫困群众戒烟、保护群众健康和改善社会风气的责任。戒烟后劳动力的恢复、耕种面积的扩大,又使禁烟的成效体现在生产和生计之中。救助群众、恢复生产和组织地方工作由此联系起来,禁烟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具体内容,也为后来更大范围的禁烟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今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传承和发扬关心群众健康、依靠群众力量的优良传统,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守护人民健康、维护社会安宁,正是对伟大长征精神的最好延续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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