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7日下午的座谈会已经过去几天了，可是我还沉浸在那种气氛中，不能自已。
“共同的路：中文系的昨天和今天”主题座谈会在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田家炳楼517会议室举行。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同时受邀请的还有中文系退休教师刘桂秋和商学院退休教师胡付照。
2008年退休后，我很少来学校。自文学院作为中文系归入人文学院，我就不大和中文系的人打交道了，和中文系的年轻人开始接触还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最早认识的是黄晓丹。我们一起参加杨晖主编的《写作与交流》编写者会议，虽然相对而坐，但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她的模样。后来她的五本书我都看了，《诗人十四个》看第二遍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这本书挟哲理与思辨的力量，说明了她的高起点，就有了八个字的总结：守黑知白，有黄晓丹。
认识的第二位是谢坤。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后，一位年轻人向我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谢坤，江大中文系的，我的专业是简牍学研究。”我心中一喜，啊，我们中文系也有了冷门绝学的研究者，不错。他研究的是古代仓储制度，我一下子就想起陕西朝邑就有个丰图义仓，是清代修建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大荔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去过那里，有印象。我又想到葛成雍研究唐代国库，他们研究的都是国家命脉，肯定有意义。
中文系几个年轻人捣鼓了个“研究有意思”的播客节目，我就好奇，研究有什么意思，我搞了一辈子研究了，也没搞明白意思在哪里。顾梅珑的那期节目录制排在靠前的时间，对谈人是黄晓丹，我去现场听了。我知道顾梅珑的研究成果很多，谁想黄晓丹猛不丁问：“你没有评上教授，是不是有点受打击？”我感到惊讶，提前发布的提问题目没有这个问题呀？我为顾梅珑捏一把汗。谁知她侃侃而谈，以倾诉浇灭了心中块垒。大学女老师一般都很含蓄，笑的时候都是轻轻的，仿佛怕吓着别人似的。但是有一个场合，我见到顾梅珑开怀大笑，前仰后合的，我就知道她的开朗。我对她研究的日本作家石黑一雄感起兴趣，她推荐我读了石黑一雄《上海孤儿》，以淞沪会战为背景，这本书投我的胃口，觉得很有意思。
在“研究有意思”录制现场我第一次见到党月瑶，她是研究明代永乐时期历史与文学的。我知道永乐时期的文化建设很重要，就觉得她的研究有许多课题可做。她教的课《中国历史与文化》正好我也教过，所以觉得有了共同语言。后来“研究有意思”为熊湘做了一期节目，我知道他是从理科转到文科的，我就觉得这种出身挺稀罕的。我对熊湘的“身份”研究——《中国古代“文人”身份认同与个案研究》这本专著第一遍看时有点懵懂，再仔细看时才明白，原来这本书中运用了概念、范畴的运作；再一个自己原来对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思考过，所以有一些疑惑。再读时才明白他所指的“文人”的身份是指一个人进行文学创作时所扮演的角色。我想到这个身份有自己所认定的，也有社会所期待、所附加的责任吧？从这个角度去认识韩愈、张载，自然就会深刻认识“文人”的社会担当。
我后来有机会和党月瑶、熊湘一起见面，才知道他们是两口子，我心里想，两个古典文学专业的优秀人才在一起互补，太幸运了，起码买书可以合用。
颜庆余的《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研究》我拜读过，觉得他的研究有战略性头脑，正像下棋一样，第一步棋子一落子，后面的布局就已经出来了。他的路子是正儿八经古典文献学的路子，重在史料说话，很严谨。我看得仓促，写了2000字的读书笔记，我把这本书的特色归纳为六点：其一，其学术路径是集中攻打一城，得而建立根据地，然后拓展。在中国诗歌史长流上占得要津，则可顺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可进可退。其二，其根据地之建立，全由文献入手，得以使得此后的研究在一个深厚的基础之上。其三，其研究方法正如本书《前言》所示，“思考问题一向深细”。其四，其思辨之思维方式是其成功的要秘。其五，考辩手法之运用，使得自己的结论无懈可击。其六，其研究元好问是在揭示其全背景的揭示下，故而有历史的沉重感。
颜庆余送我一本《读集丛考》，这本书对文学类文集进行考订，也是文献研究，时有闪光之处。《后记》谈到了钱钟书，我倒是觉得颜庆余这本书有点钱钟书《宋诗选注》的味道，文字很少，但是分量很重。用很少的话把一本书的价值说清楚，很难的。我吃惊他还有两个国家级课题，就慨叹：我辈不可望其项背啊！
感觉颜老师不是善于社交的人，我甚至怀疑中文系会有人没有和他说过话。我这样对还不熟悉的人就妄加品评，是该打板子的。
因为应承了“研究有意思”栏目和黄艳萍对话的任务，我就把她的十几篇论文都看了，那本研究姓氏人名的小册子也看了。我就和她比，她26岁发了第一篇论文，我呢，36岁才吭哧吭哧发了第一篇论文，还是国内两位有名的教授帮我改了才达到发表水平的，还是发在本校的学报上。再一看，黄艳萍28岁，连发6篇，隔了两年，4篇，紧接着一年，又是4篇，而且多是核心期刊。社会评价很高，我归纳为六点。她的论文，竹简中的纪年研究是她的重点，我对她纪年及其它研究的方法梳理了一下，归纳为十四点，写了4000字，觉得她的方法是对陈垣校读四法的完善与补充。我当时的感觉：“夥矣，涉之为王沈沈哉！”此非萍草，尔乃艳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庆幸我早退休了，要不然我要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年底考评要当最后一名了。听说了她和谢坤是师姐师弟，我热切希望“冷门绝学”在我们这里不冷，热起来。
我和黄璟原先也打过照面了，很后悔那一次我们两个坐在邻座，我都没有和她打招呼，我不敢主动和女士打招呼，现在想起来失之交臂。她也是搞古文献的，研究佛教石刻，太厉害了。我只读过《坛经》，其他的一概不懂。还有更厉害的，她用英文写作论文，发在国外的刊物上，我就只有目瞪口呆了。我一下觉得我们中文系冷门绝学的研究力量不错的，黄艳萍、谢坤、黄璟三个人扭在一起，会是一股很强的力量。
我以管窥豹，仅仅认识几个人，就已经感觉到，中文系能够把这么多优秀的人才聚集到一起，真够幸运的。他们正是干事情的年龄，又都是来自北大、复旦、浙大、南开等名校，被名师带出来的。当然我还想起研究当代文学的许婷，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北京大学的，这样的学历很少了。因为要去听“研究有意思”她作为对谈人的那一期节目，我提前看了她的论文，没说的；听了她的对谈，那个敏锐、思路清晰，没说的；我又和她有了简短的对话，还是没说的：是好得没说的。
当我知道陈家冀、黄晓丹已经成为“老教师”，着实吃了一惊，啊，中文系这么年轻化了！座谈会上去年新来的老师介绍自己，还有一位是今年下半年刚来的。看着他们稚嫩的脸庞，我就羡慕起来。中文的共同的路，我当时走得多么艰难，从1964年考进中文系，再到研究生，我花了14年，不由感慨系之。
当然我接触的中文系年轻人只是一部分，我认为以管窥豹是对的，从感觉来说，我觉得中文系有希望，希望就在年轻人。
我很想知道，中文系这些年轻人工作的环境怎么样，正好手边有黄晓丹《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正好“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经常在江南大学田家炳楼东南角的古代文学教研室里写作。我的同事们沉静而坚毅。他们中有的决心把退休前的七八年时间全用来完成一部年谱长篇的初稿，有的长年进行辛苦的文献考证而从不被任何时髦主题动摇，有的住在其他城市，坐火车通勤，却欣然接下早上八点的课程。他们承受非升即走、房价涨跌、照顾病人的压力，面对学术，却没有人说过“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他们维护了我对学者职业的理想化，是我期待的星光在现实中的投影。
我从黄晓丹这段评述中首先看到了张喜贵的影子，他大概就是拼命往前赶的那一个。他的夫人杨老师我认识，青山中学历史老师。杨老师因为做过肺部的大手术，所以行动吃力，但是有坚毅的力量。她勉力支撑家务，支持张喜贵去读博，张喜贵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刘永翔是我同学，他对张喜贵的论文给予高度评价。后来杨老师的病情加重，家务和孩子教育的重担都落在张喜贵头上，他面对困难而不舍弃研究，是我学习的榜样。晓丹“后记”那个退休前努力完成年谱长编的就是刘桂秋，刘桂秋在那天的座谈会上抢先认领了黄晓丹书中指的就是自己。他的《唐文治年谱长编》颇显功力，成为扛鼎之作。那个长年进行辛苦的文献考证的老师可能是颜庆余，我上面提到了他是一个学术谜，他的文献考证功力很强。他可能做任何事情都会和文献考证一样认真，上课估计也是这样子。 “后记”中那个非升即走，有房价压力的可能是党月瑶吧，幸好她没有走掉，否则中文系一次丢失一对很有前途的博士，会很后悔的。
一个人的成长和他所处的小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处在这样一个奋力拼搏而又团结友爱的学术环境里，你会不满意吗？你能不被感动，不为惬意的氛围所激励？人文学院是一个有助于年轻人发展的地方，中文系是一个令人充满遐想的地方。
我甚至想我如果能够改年龄，改成30岁，来中文系也不错。我看到院里把这一帮年轻人当宝贝宠着，爱着，就觉得很舒服，充满畅想。
我爱江南大学，这里风景也不错，那一片太湖水如此清澈，会把你的愁思洗涤一空。有多少外校的老师待在小鼋旁边，歆羡别人家的大学有这么好的校园，我们还不喜欢这片富有诗意的校园吗？“黑天鹅”并不会带来厄运，欣赏着他们的游来游去，不是会带着你思索怎么样游弋于学术研究的大海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