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丹老师写作的意义，就是从中国古代诗词中发现不一样的人生，就是用文字来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她一直在靠自己的领悟来前行，从不接受现成的结论。中信2023年底出版她的新作《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其批判精神表现于对“死亡－生命”价值的探讨，并且依赖思辨力量将此一命题的研究推进而成创新。
这本书以随笔的形式叙说自己的成长，18岁到28岁有“魔女三章”；大学四年珍贵异常；出国留学明晓了图书馆犹如天堂；手执大学教鞭，明白了“教育，就是帮助别人确认自己的力量”；最钟爱的是自己的书房，那里才能把心灵安放。认识了自我，改造自我的冲动与希望。自我反思体现的是自信，自知之明生发，“有了一种想要从芸芸众生中把自己拔擢出来的愿望”（《诗人十四个》）。不仅仅止于此，这些回忆只是外在的时间的轴线，仅仅如此的话那就低估了这本书的价值，它对死亡、孤独等命题的再思考，它对中国古典诗词魅力的再发现，使其带着辉光，带我们游弋于理性的海洋。
一
本书所思考的是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死亡、孤独、无意义和自由，而且这一问题的探讨贯穿于她的学术研究，从《诗人十四个》“注意了古代诗人面对困境时那些小小的挣扎”，到《陶渊明也烦恼》，作者从古典诗歌的解读中探索出古代诗人内心的矛盾与彷徨，死亡课题一以贯之，《诗人十四个》“既书写死亡的焦虑，也表达对死亡焦虑的超越”（涂涂《陶渊明也烦恼•序》）。
本书对人生哲理深入思考，“很久以后，当中年不再遥不可及，我渐渐发现，人生中所有美好的理想，其中任何一个实现起来都无比艰难，而且越来越紧迫的时间催逼，使得我们不能等待伤痛愈合再从容上路。于是为了走下去，有些时候只能粗暴地处理伤口，使暴露于大众眼帘的血肉模糊变成只有自己知道的隐隐作痛。”
对死亡的关切贯穿全书，当作者当了大学老师，有一位刚刚入学的大学生，就这么没了，“有一年情人节，一个学生自杀了”，作者想起这个学生曾经找过我。学生的自杀刺痛并折磨着，引起她的深思：“在自杀消息漫天飞舞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如果他们能够再挨过一周，当空寂了一整个寒假的校园重新被人声和车流塞满，有没有可能，他们会重新找到与他人的联系，并通过他人，重新接受世界？”
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对“死亡”的讨论？作者的回答是：“哪怕生命还很年轻。死亡依然值得讨论。因为象征性的死亡时时刻刻发生，带来人世的痛苦。曾经拥有的实物不断在丢失，未曾得到的事物深藏于记忆。前者带来不舍，后者带来不甘。我们将生命用在收藏珠宝、房舍、衣物、书籍。或者是友朋、才能、情感、成就。每一次失落，我们就小小的死了一回。”
作者有关于具体的死亡人物的描写，比如书中深情回忆小林法师，正是因为他有“关于死亡的思考，想如何将佛法用于临终关怀”。比如浓墨重笔于沈泽宜老师，“经历厄运，他更确认了年轻时代所崇尚的价值，并因死亡的临近而更为珍惜。”作者沉重地叙写了与沈老师的告别：“我走出屋子，凉气已经袭来，湖州初秋的星空正如古诗所言：三更开门去，始知子夜变。”作者通过引用元好问《雁丘词》所表达的该是何等的孤寂与怅然。作者曾为沈老师生命热忱打动，因其死亡的临近而更为珍惜师生的情谊。作者把死亡与诗歌相连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在通向死亡的最后一程上，居然真的有诗歌存在的位置。”
关于“死亡”的讨论导引着“生命”“自由”等的讨论。本书的末尾指出：“要在很短的生命里，把自己从琐事中拔出来，从无意义中创造出意义来，它的关键就是自由。”这个转换，就是从以上关于死亡的讨论，自然地引出关于生命、自由，转换到那些与“死亡”对抗的东西。
作者总是把“死亡”与“生命”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讨论，把一切美好都归结于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叶嘉莹先生，书末“春日忆迦陵师”一节则更多地讨论“生命”，作为全书“死亡”讨论的接应。
讨论“死亡”更为集中的是在附录《随时间而来的真理》。
本书作者的总结是：“我们害怕死亡是因为未曾创造，未曾创造是因为无力诚实，无力诚实是因为承受不住焦虑，承受不住焦虑是因为孤独。”作者在这里揭示了孤独与死亡的关系。当然，作者在其他地方也揭示了自由与死亡的关系，本书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死亡。
二
书中充满哲学思辨，而是否具有哲学思辨的能力往往决定了一部作品能够走多远，一位作家是否具有引领的地位。
作者说：“生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微小对抗。”我认为作者所说的“对抗”就是指矛盾，对立统一；不是时有时无的，而是“充满”，这样作者就把“对抗”的逻辑思维贯穿于每一处的论述中。指出“对抗”的双方“互相碰撞，又互相融合”。
比如作者指出“第一流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反向的力量。关于抵达的作品中，要有不抵达才好”，比如复仇故事中“最有力量的设定，就是放弃复仇”。这是一种颠覆，颠覆表现出思维的力量。又指出写作行为“对我自己来说，写作其实是一场连续不断地对自己的说服。当我在说希望、在说幸福、在说积极的时候，我知道其实有一个寒冷的、弱小的、看不到希望的小女孩在文字深处。她不习惯向别人求告，而要靠自己来说服自己。”希望、幸福、积极，是把寒冷的、弱小的、看不到希望作为对立面的，这样写作过程就被描绘为一个内心的矛盾对立展开而又统一的过程。这里，既是老子“弱者道之用”，以弱为守，又是清醒的自我。
书中每一页都体现着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作者把研究的客体两端设定为“对子”而加以把握，遵循着老子所说的 “道者反之动”，黑格尔所说的对立性无处不在。作者在人生中更多地体味到了辩证的思维，“叩其两端”，有了合二而一的中和，而不偏执于一端。
哲学思辨使得黄晓丹老师的爱奇变为动力，来“对抗”自己。“年复一年地重新开始，在第五个春天，我对未来带有矛盾的情感：如果去做那些已经娴熟了的事，好奇心就不能得到满足；如果决定要满足好奇心，就得投入更多的精力，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我选择后者。”
哲学思辨充满于作者一系列著作中，最先出版的《诗人十四个》，十四位诗人，其实是七个对子，比如“王维与李商隐”一节就从王维诗歌中发明对立，比如指出其诗中的有与无、静与动、美与丑。比如将王维和李商隐进行比对：王维与李商隐“象征了人生中冷与热、理智与情感的两端。”又在将陶渊明与辛弃疾对比之后指出：“毫无疑问，陶渊明具有内倾特征，辛弃疾则是典型的外倾者。”又在将陈子昂与张九龄对比之后得出结论：“张九龄的落寞与焦虑要少得多。”如此一来就把中国诗人以及他们的作品都作为矛盾对立体展开来给人看，使人们从其内心矛盾的张力中体验到人生之美，诗词之美。
通过对比，作者总是能够得到满足：“我现在的境遇比那时好得多。”于是她有了平和的心态。对别人的批评，有了更多的理解、容忍和接纳。
作者深爱着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叶嘉莹先生，同样的从“对抗”中理解老师：“如果看不到叶先生柔弱平凡的一面，就无法完全理解刚强那一面的价值。”
这种对抗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事关冬天”之下的一个小标题：“物质匮乏时代的甜蜜”，这里的“物质匮乏”和“甜蜜”就是一对对子。再比如另外一个小标题：“那些世界都来临了，然后失去吸引力。”意谓一切都已经满足了，反而会觉得无趣呢！再比如谈到教育， “好”作为一端，“坏”或者 “恶”作为一端时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当所有的‘坏’的可能都被关在门外，‘恶’总有一天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集体涌入。”
顺利同挫折也是对子，作者认为外力帮助一个人绕过挫折时，“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失去他们自己真实的人生”，因此当“我”想扑上去帮助小朋友渡过难关的时候，“他们纷纷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向自己的命运跑去”。
比如人生中的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同时扮演着旅人和等待者的角色，而且我们把二者的相会，称为幸福。” 比如一方面“打碎”一方面又“给予”：“在人的头顶上，有一种叫作命运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它打碎你的偏执，可是他也给你最强大的一致性和最无穷的养分。”
作者常常“对抗”自己：“年复一年的重新开始，在第五个春天，我对未来带有矛盾的情感：如果去做那些已经娴熟了的事，好奇心就不能得到满足；如果决定要满足好奇心，就得投入更多的精力，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我选择后者。”
“对抗”自己的时候，提到了“好奇心”。黄晓丹老师爱奇，爱奇的本质是基于怀疑的求异，往往靠着直觉，虽然依赖于对文献的穷根究底，却仍然离不开辩证思维。比如《诗人十四个》就独辟蹊径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解读诗人及其作品。比如《陶渊明也有烦恼》就从人们日常诵读的《诗经》《论语》《庄子》《太平广记》中有新奇的发现。比如在做“斯文江南”嘉宾时所解读的文天祥、秋瑾、鲁迅等都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徐志摩一集，带着观众思考徐志摩失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为了美人呢还是出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其探奇所得的结果就令人信服。
三
本书在两个层面上进一步打开。
第一个打开，本书延续了《诗人十四个》对“死亡”的思考，打开了人们对这一过去很少涉及的严肃课题的认识。
本书的这一打开是与传统思想相“对抗”的。本书把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颠倒过来，成为“知其死，方知生”，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甚至导致对安全、健康和死亡风险的过度关注。指出对于死亡知道得越通透，就越具有生命的智慧。作者提出参照的是西方的死亡学说，对死亡是直面的，毫不回避的。
中国传统思想对待生死，以孔子“不知生，焉知死”为核心，孔子还说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意思是人们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积极的人生的探求中去。弟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揭示孔子注意力全在人生，不在意死亡之后的鬼狐仙怪的传说。“十三经”中的《礼记》虽然涉及死亡，然而只是设置死亡之后的丧葬规格与礼仪，比如丧服的五等，而不对“死亡”进行研究。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构建影响最大，以至于人们从来不直面“死亡”这一说法，而智慧地造出许多代替的词汇。
传统思想中的老子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把生与死作为一对矛盾来看，生之中蕴含着死。庄子对死亡持乐观的态度，老婆死了，鼓盆而歌，其含义是歌颂辩证法的胜利。但是，道家没有把生死问题展开论述。
中国佛教五世祖弘仁提到了“生死”：“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祗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承接衣钵的六世祖慧能是将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他对死生的解读就与师傅不同，就没有把努力放在出离生死苦海的痛苦，而是将死生混一，甚至不说“死”字，而是“无生无灭” 。“灭”又称作“灭度”，是为圆寂，即入于涅槃。圆寂或涅槃，指超脱生死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另一种生存境界，它和我们通常说的“死亡”并不是一个概念。
而本书所提倡的 “知其死，方知生”与以上不同，意在扩展生命向死亡的强力伸展，它指出获取人生安全是在与自然的交换中实现的，只有认识生的极限，摸到死亡的边界，人生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才能获利。认为这两种努力，前者可以视为“避险导向的努力”，而后一种努力，是“探索导向的努力”。避险导向的努力侵占探索型努力所需要的心理和物质资源。人们现在开始普遍认识到选择了避险导向的努力不利的一面，而不排除探索型努力所可望获得的成就越来越大。
这种打开，使我们接近世界上另外一些人，那些人平静地接受死亡，如同作者所见：“西方人喜欢和墓地比邻而居……在墓地里散步，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思考人生的意义。这叫作‘以死观生’。”是的，西方的文学、音乐，很多就是以“死亡”为主题的，拉马丁的诗：“人的一生就是一系列死亡的前奏。”李斯特据之改编了音乐诗，其前奏曲声言：“我们的一生不就是由死神敲出一个庄严的无名之歌的一系列前奏吗？”贝多芬《命运》第一乐章以命运之神的敲门声为开端，其因为抒写顽强的生命同死亡之神的抗争而不朽。莫扎特在贫病交加的濒死之际，把自己对于死亡的体验写成《安魂曲》，充满神圣、庄严，表现出生命的伟大，而没有一丝伤感，只有阳光、欢乐。有了这样的生存环境，西方的孩子自小就接受死亡理论，因之他们更具有冒险精神，勇于以生命为赌注去探索，探索自然，探索人体本身，于是有了新的“世界”的概念，有了对于人的认识，有了电，蒸汽机，飞机。
第二个打开，打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缺口。本书及其自《诗人十四个》以来的系列著作，要建立的是面向大众的中国古代文学，建立新的解读体系。“我还用亚隆式以死观生的理念给陶渊明的《荣木》诗写了好几页的注解。每当这样做时我都很兴奋，想象自己一定是亚隆特别感兴趣的那种来访者。因为他是那么愿意通过文学和哲学来进行诊疗。”
中国古代诗词的诠释汗牛充栋，尤其这几年的诗词热更催生了无数的解读。但是，黄晓丹老师开辟了一条诠释中国古代诗词的新路。幸运的是，以艰涩的心理学、高雅的哲学诠释中国古代诗词竟然获得意外的成功，受到了广泛的肯定。
作者喜欢梦，认为只要还有梦，就有未来，就足以战胜挫折。“幸而另一种更温厚的父亲不夺去孩子心中的梦想，而是等他们的骨骼在睡梦中长成，心智在睡梦中成熟。只要成长的速度赶得过梦破碎的速度，所有的挫伤都会反而变成滋养。”
江南大学就是作者做梦的地方。她珍惜教师这个工作，“我运气不错…”，我能够借助“读书”将学生“带入阅读和思考”，帮助他们成长，这已经够使她满足的了。更别提夏日里她躺在校园的石板上，光着脚，看着诗集，又该是多么适意惬意。更别提在这水最多的校园里，有时在河边发呆，常常在小蠡湖畔暴走。向西，走出校园，就是长广溪，还是水，此处可以行吟，可以长啸，在与古代诗人相遇时，就看见了前面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