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罗选民，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杰出人才(2011)、二级教授(2007)，外文系博士生导师，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先后获得剑桥大学、埃克塞特大学、美国学术联合会(ACLS)等多项奖学金, 应邀在耶鲁大学、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京大学等30余国际知名大学做学术演讲。主要学术发表有Translating China，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9;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7, 等20余本，译著有《安东尼与克莉欧佩特拉》、《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等十部，逾百万字。主持完成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多项省部级项目，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完成两项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多项省部级项目, 曾独立获得湖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0)、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2006);从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典籍翻译的重要性
陈寅恪在《几何原本》的译文中写到“……况复藉以得知欧几里得前六卷之书，赤县神州自万历至康熙百年之间，已一译再译，则其事之关系与译籍等[而]视之矣。”他没有把翻译看成简单的文字转化，而是把它上升到一种学术史、交通史(文化传播史)层面，视翻译为文化之伟业。在中国，凡是历史上涉及文化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和每一次繁荣时期，都是以文化的形式出现的。要从文化史的高度来认识典籍英译。典籍英译者即文化托命者，从事一种伟业，让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在冲突、协调和妥协中得到对话，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从而在异域得到接受并发扬光大。
在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今天，典籍英译是很有必要的。首先，一个国家的实力和魅力不是完全由经济决定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根本的因素。其次，西方学者阅谈中国现代文献，还需要探寻中国文化的源流;西方翻译者需要发现中国的伟大思想，中国典籍能提供大量的素材。
典籍英译的发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2014年秋，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探讨了新时期的文艺工作，经典和高尚得到了肯定，并将作为主流文化而得到弘扬，典籍翻译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也必然会得到支持和推动。
中国的发展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文化发展要通过走国际化道路，与世界其他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要做到平等对话和交流，翻译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中国文化翻译的版图中，典籍翻译不可或缺，因为它具有本土的、原生态和原创的特点。典籍翻译在当今中国文化传播中起到先行者的作用。《大中华文库》翻译出版工程，1995年至今，经国家新闻出版部署批准列入国家规划的重大出版工程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年至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已同美国、英国等54个国家322家出版社签订了资助出版协议，涉及1558种图书，33个文版，国剧海外传播工程之百部国剧英译工程;2008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全国政协京昆室、中外外文局100部国剧剧本。我们的印刷出版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对一些数字还需辩证看待。
目前，我国典籍翻译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客观地说，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出版大国，但不是出版强国。在翻译方面，我国的译入和译出比例严重失调，现在大概是85：15的比例。用句行话来说，这就是翻译出版的文化逆差。这个问题很复杂，但翻译的文化自觉十分重要。只有解决了文化自觉问题，我们才能具有文化自信。所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相辅相成的。
典籍翻译的文化自觉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我给文化自觉下了定义：“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认真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价值理念，努力发现彼此不同的思维方式及其存在的分歧，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适的方式来解读和翻译最合适的典籍材料，从而达到消解分歧，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满足西方受众阅读中国典籍的需要。”
文化自觉并非一件易事，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若只简单看待这些事物，那么我们的翻译和观点都是片面的。差异的原因主要表现在：
第一，东方的历史至少两千五百年是基于东方自我的认识，历史导致东西方在思维上有差异，这些差异又折射在政治和经济上。
第二，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长期主宰和压迫，西方和东方的关系可以表现为纯粹的影响和被影响，制约和受制约，施舍与接收的关系，很明显，东方是处于后面的。
回归到翻译上，西方国家要求其他非英语国家翻译要按照他们的语言习惯来表达，这就使得东西方文化是有争执的。西方讲究的是辩证和逻辑，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强加给他们，那翻译是做不好的。所以当发现了与西方的差别，呼吁西方用一种新眼光看待中国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是不是也要问问自己，对西方的思维到底了解多少。在这方面，中国人始终是十分偏见的，甚至是落后的。
中国的经济很强大，但我们需要深究文化的内涵，要不然很难触及人家内心的根基。西方人长期以来都是施与，而我们是被接受，我们无法脱离他们独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瓶颈的,需要我们去做并推动,这是目前特定的时期。
诗歌翻译
庞德(Ezra Pound)是我很喜欢的诗人，因为他把中国文化、中国诗歌带到世界。他的代表作《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中写道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一张张脸孔在人群中幽灵般浮现，犹如湿漉漉的黑色树干上绽放的朵朵花瓣)。”在地铁出口处，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庞德有太多感叹，在他眼中，这是大自然的一支树条和依附的花朵，这花朵并不灿烂并不耀眼，被雨水打败后的花朵如同扑面而来的无数张面庞，麻木而毫无灵性。这大概就是二十世纪西方众人真实的写照。最初这首诗有上百行。百行的诗句，反而搞乱了诗人刻意要表达的本意。此时，诗人脑海中闪过了简约而传神的中国诗歌，于是，百行诗歌被简约成了只有二行。
这样的诗歌可以找到一百篇。我们只要有一个认识就可以把其他的省略，就像答案的要点，这是非常普遍的。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的翻译手法受中国诗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受到日本的俳句、印象派的绘画等影响。庞德还提出了意象派诗歌创作的三项原则：直接叙述事物、不使用无用的描写、按照语言自身的音乐节奏编排韵律。
只有了解别人，才能对旁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比如蒙德尔喜欢论语，是因为他在论语中发现了中国人的等级制度是不平等的，儿子和父亲是绝对的主治，母亲是附属，他认为人类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他是轴心国的支持者，具有一定的目的，他并不是出于对我们文化的热爱，他是从我们这里找到根据。所以必须有文化铺垫，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
诗歌是很难翻译的。西方的音节和中国的押韵在处理方法和欣赏角度上大不一样，遗憾的是我们常常以押韵的好坏来鉴定西方的诗歌，过度诠释这种形式是不行的。
现在，中国发展十分迅速，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典籍翻译任重道远。我们要坚定信念，加强文化自觉，抵制腐朽文化，提高翻译质量，让中国文化和学术屹立世界学术之林。
本文根据作者在外国语学院的讲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