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6月4日】

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不断走向深化。有关动物的议题，已经涵盖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多个学科范畴。在文学领域，动物文学研究已涵括古典时期到当代时期，从神话、寓言、童话到小说、诗歌、戏剧，从文本解读、理论建构到意义探寻，形成了一个独立而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国外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入性相比，国内研究尚显单薄且起步较晚，并一度偏重于对西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文艺学理论方法建构。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文学动物叙事创作潮流涌现，围绕其所开展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发展至今已形成蔚为壮观的学术局面。

现有的动物叙事研究成果，往往聚焦人性、生态、神话、图腾等核心概念。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生态批评的范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内展开，深入到对当代动物叙事生态伦理层面的考察。但这里一直相对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向度，即民族与民族性的概念指涉。截至目前，只有少数文章站在民族文化视域开展相关研究，这一领域尚有极大的开掘空间。

在今天，保护动物物种多样性早已成为人类共识。在向原始民族学习与自然和谐共生经验的大趋势下，建构一个清晰醒目的民族动物志图谱，理应成为动物叙事研究的核心要义。对于一个古老而后发的多民族现代国家而言，众多的民族书写样貌与各具风格的语言艺术，是极其宝贵的叙事资源。如何立足民族本位，在全球性视野中彰显本土特色动物叙事的话语优势，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是将动物叙事创作上升到民族志和时代志的高度，聚焦民族、民间的文化心理内部，探寻民族动物叙事的发生发展及其所蕴含的集体心理原型，实现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与思想内涵的拓展发掘。

二

通过溯源不难发现，在广袤富饶的中华大地上，动物与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天空之下，彼此间的紧密关联可谓源远流长。有关动物的书写无疑是各民族古老厚重的叙事传统，其中凝聚着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经验积累与智慧结晶，几乎贯穿了各民族起源、进化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虽然其具体表征方式、叙述形态与情感诉求等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共同指涉着动物与民族、与自然之间休戚相关的内在关系。在少数民族的整体文化视野中，动物自始至终以一种图腾表达的方式寄托着被守护与庇佑的情感诉求，调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们将保护自然、回馈自然作为集体意识和行为准则，力求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可以说，动物神灵的历史本身即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侧面，反映出动物与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等原始情感基质则横亘在各民族群众的情感意识深处，影响着他们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的理解与判定。

对此，卡西尔曾经有过经典的论断：“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的能力，但是在他们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没了：他深深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的个别生命形式。……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在原始人的情感认同中，动植物与人类一样拥有生命与“灵魂”，应该被作为生命主体来对待。正是依托“生命一体化”所带来的均衡的力量，人与自然之间积极、正态的关系才得以被有效调节，并确保了人类能够在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安之若素。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依然深刻影响着各民族人民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判定，他们选择与动物共栖共存，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与和谐。

图腾文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或部落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普遍存在过的文化现象，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或多或少都保留了动物图腾文化，比如鄂温克、鄂伦春族崇拜熊、鹿，蒙古族以狼、鹿等为图腾，土家族崇拜白虎，回族与马的关系紧密等。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深深根植于民间土壤，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透过他们笔下的动物书写，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性与情感内核。

正如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所言：“血脉里流淌的游牧祖先的基因冥冥中被辽阔无边的风唤醒。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找到了文学创作的神性和源泉。”民族文化之根已经深植在少数民族作家们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展现民族地域文化、书写动人生命视域的永恒源泉。他们以其特有的动物叙事，在与读者期待视野的双向互动中，呈现出本民族的某些思维观念和形成于特定文学形式中的独特审美范式。特别是在“民族—生态—动物”这三维紧密关联的伦理视域中，通过作为人的思想意识侧面的动物叙事，反映民族精神风貌与品格，从而加深我们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认知。在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放生羊》中，羊与老人之间形成牢固而默契的情感联盟，彼此相互守望，共同经历生命的救赎；在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叙事中，动物的生存命运得到最为原生态的展示，作者将动物还原于自然界，以忧伤深沉的笔调书写动物故事；回族作家石舒清通过《清水里的刀子》《失踪的羊》等系列创作，以生动扎实的西海固书写展现中华文化多元包容的特质，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而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笔下，诸如熊、鹿、马、猎犬、鸟、狼等诸多具有鲜活生命质地的动物意象被置于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视域之内，成为反观人类自身、彰显民族特性、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象征符号，具备突出的叙事张力与丰富的意旨空间。

三

进入21世纪，民族文学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紧跟社会发展步伐，对诸多重要题旨作出强有力的回应，不断书写着极富时代内涵的“新故事”。动物叙事作为当代民族文学中颇为重要的写作类型，其叙事范畴早已由生存主体（个人）的生命内涵拓展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和伦理，涵盖生态、种群、民族、家园、文明等重要概念。民族视域作为方法论，应当始终成为我们在对动物叙事作出有效阐发时的一个核心向度，包括对具体叙述手法的本土化探究，兼及修辞策略、情节模式、结构铺陈等维度（如对中国古典小说中常见写作技法与创作元素的吸收），在类型学视野中依托具体文本进行共时性考察，进而归纳和提炼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主导叙述品格。

鲁迅曾谈到，“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凸显出民族书写与地方色彩的重要意义。土家族作家李传锋借动物叙事实现对鄂西南人民生活习俗与生存样貌的精彩描摹；仡佬族作家赵剑平执着于黔北农村当代生活与古老民俗传统的贯通书写；在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笔下，科尔沁草原的生态状况与地方风俗成为其重点观照的写作对象；处于华夏腹地、人文底蕴深厚的秦岭，则成为满族作家叶广芩动物叙事源源不断的叙事资源；无边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广袤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与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永远联结在一起，成为其情感与血脉的延伸。作家们的书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视域，即从文化自觉与民族原生态书写的维度出发，阐发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创作者如何通过原生态的叙述，实现对民族地域风格与民俗风情的展示，同时直面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与生态主题，彰显中国式动物书写的独特经验与世界性贡献，其必将对传承弘扬民族精神、繁荣发展民族文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本文系2023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动物叙事的话语范式研究（23ZWB007）”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来源：文艺报https://wyb.chinawriter.com.cn/202506/04/nod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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