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汪春劼教授作品《父辈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后被持续关注，我以为其原因在它于传记文学的体例上有创新——在人物传记之外加上了“大事记”和“家中第一次使用下列物品时间”。

传记文学由司马迁《史记》所创始，以人物作为历史的主体，以年代为轴记述人物一生。和国家、人物相关的还有另外一种体例，即年表。

《父辈的岁月》在体例上的创新，在于将司马迁分列开来的传记与年表合二为一，在人物传记之外加上了“大事记”。这样做的好处是大事记成为事件的简表，一则更加明晰地标示出传主人物所经历大事的时间轴，也可以由大事记回溯传记。传记的中心任务是记述传主人物的一生，在事务丛杂的情况下，大事记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父辈的岁月》在人物传记之外所附列的“家中第一次使用下列物品时间”，是《史记》体例中所没有的。它虽然比大事记的字数更少，更属于附属位置，但是其所标示的时代观念、社会变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些物品都具有代表性，表示着某一地、某一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某一家庭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可以窥见某一家庭、某一地区社会进步的状况。比如，家庭是否拥有电话，不仅是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标识，而且是对外交往度的显示。书中1988年初装电话的家庭，与2000年才装的人家自然不可比较。再如，我们陕西蓝田县1958年就用上了电灯，与书中1972年、1981年，甚至1995年才用上电灯的地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地、家庭何时使用Wi-Fi，更是一个是否进入信息时代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书中最早的是2003年就使用上了，那该多先进。遗憾的是，好几位的传记后面没有附上此一项，可能是家中现在还没有，所以才割爱吧。

还应该看到，本书的三种体例交互映衬，互为补充，浑然一体，自然提高了本书的表达能力，提高了本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必然使其成为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此外，我还想到，关于“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一说，似与汪春劼主编的《父辈的岁月》一书无涉，或对于本书的史料价值影响甚微。

“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主要是因为当代人写当代人会有很多忌讳，比如所写当事人还在，比如其当事人的子女还在，比如传主人物和作者关系亲密与否而影响到的裁剪取舍，为尊者讳避讳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影响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是本书属于例外，例外之处有二。

其一，本书故事采自父辈，或者大多数是爷爷一辈（36篇中26篇的题目上标明了祖辈的追忆）的口述，无论是父母，还是祖父爷爷奶奶姥姥，都应该是如实叙述，尤其是祖辈上了年纪，更有一种将往事说清楚的愿望。这也就是“寻亲”节目中往往有收养一方的长者，会将拐卖来的孩子的身世告诉当事人的原因吧。长辈无需对晚辈隐讳，教育子孙的第一条是诚实，这大概是中国古往今来的一条通则。反过来说，向晚辈说假话，惩罚应该是长辈承担不起的，代价太高。打个比方，问路的时候，在岔路口正好遇上带孩子的父母，你向他们问路应该是最保险的。因为父母说假话的结果，会使孩子以为骗人是无所谓的，将来也会对父母说假话，会把骗人当作家常。这个后果是每一个当长辈的都明白的。

其二，本书的作者都是00后，大多是明年大学毕业的学生，这就保证了本书记录的可靠性。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到墨子所说的“习染”，还没有跌入“染缸”。他们保守着本色，存着纯真。他们还没有必要为着某种利益而编造事实，还没有必要为着某一些人说些假话。

所以，有了这双保险，本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它反映了祖辈父辈以及口述者自己所经历的真实的社会情况，是口述史中价值最高的一类。